郎朗和王羽佳 王羽佳:我和郎朗很不一样(图)
1987年生于北京,14岁独自赴加拿大学琴,随后就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郎朗师傅格拉夫曼。2009年1月,王羽佳与德国DG唱片公司签下专属艺人合约,新近推出首张专辑,以现代派选曲格外引人注目。目前每年在全球各地巡演约100场。
今晚,22岁的中国新锐钢琴家王羽佳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她的中国首演。每句话都以“咯咯”笑声收尾的王羽佳,一边流露稚嫩,一边呈现着逐渐强大起来的内心。她自称最大弱点是“耐力不强,容易厌倦”,而优点是“好奇心特强”。
与被保护着成长的琴童不同,14岁就学会独立的王羽佳在勇于做音乐实验的同时,很清楚时间的宝贵,明白“慎重”的意义。问她远一点的计划,大都没有答案,但她希望十年后更稳定一点;快乐地生活,对她来说就是“不用再那么来回地跑……靠近大自然,如果不养狗,就‘养’一棵树”。
打破成见我和郎朗很不一样
新京报:你被问得最多的是什么?
王羽佳:郎朗……同一个老师什么的。最多是在外国被问到,在中国学习和在外国学习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琴的孩子那么多,而且都那么好。
新京报:你的回答是?
王羽佳:对于郎朗的那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喜欢被这样子归类,虽然我们都是亚洲人,都上同一个学校,有同一个老师,但我们的性格很不一样,是不同的艺术家。我觉得我的中国老师感性、很有诗意,外国老师在理论上、分析谱子上面多一点。而中国琴童学得好,是因为中国老师基础打得很好,而且中国有才的人很多。我说中国钢琴就像美国体育一样,很热门(笑)。
新京报:你的第一张专辑很现代。
王羽佳:第一张专辑,我是想有一个statement(宣言),所以里面的曲目都很“棱角”。因为大家看着我:小亚洲女孩儿,外表很弱小,我就是想打破这种格式化的看法。
新京报:你是怎么发现并喜欢上现代派作品的?
王羽佳: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一个作曲系的朋友给我一盘CD(里盖蒂),说是他偶像。我学了两首曲子,很难,简直就像是机器弹的。还有在柯蒂斯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弹过作曲系一个华人的作品,他那有点像是把巴托克、德彪西和中国的东西全放在一起做实验。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跟一个活着的作曲家交流,他们的要求比写在谱子上的多得多。
新京报:目前你有哪些不敢碰的作曲家吗?
王羽佳:巴赫。小时候特别敢,14岁开始就不敢在公众场合弹了,但我会回去的。
业余爱好看科学书会很有灵感
新京报:我知道你喜欢研究星座,是怎么开始的?
王羽佳:那时候我刚去加拿大,为了学英文嘛,我看网上有星座,觉得很好玩,就有点迷信地去看。我是水瓶座,迪图瓦(瑞士指挥家)是天秤座,跟我就很合得来,阿巴多(意大利指挥家)是巨蟹座,和我星座很不合,但我们在音乐上却很合。
新京报:经常旅行,都喜欢什么样的地方?
王羽佳:巴黎,我还喜欢欧洲的小城。我的生活其实很单调,就是三个地儿———机场、旅馆、音乐厅。我特别爱看云,每个地儿的云颜色都不一样,在飞机上也只能看看云了,哈哈。
新京报:在飞机上也看书、上网?
王羽佳:对,但我不爱看故事书,我觉得自己已经够乱的了,不需要那些戏剧化的东西。我爱看的都是挺费神的,科学、哲学之类的书。看这些书会很有灵感,物理和思想有点像。看哲学,我还是希望能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上的目标,让活着有意义。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的是什么?
王羽佳:生活上的经历。我喜欢爵士乐,但我还从没去过摇滚音乐会、博物馆这些地方。我生活已经够丰富了,但我心里需要有个根儿,无论我飘到哪儿———我叫羽佳嘛,我就像羽毛一样———心里得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无论怎么演出也不会被吹掉的。
未来计划做服装设计也行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将来有设计吗?
王羽佳:我一直是在顺其自然。这两年现代派的东西会很多,但是以后我会回到更古典的巴赫、贝多芬那里去。到时我要去欧洲熏陶一下。其实绘画、文学和钢琴都是相通的。我对服装很有兴趣,我也可以走设计时装这方面。一切都会连接上,我还不知道。
新京报:现在你住在纽约,是自己的选择还是……
王羽佳:暂时来说是最方便的了,纽约生活节奏比较快,比较适合我,年轻人也多。但节奏快对音乐不一定好,所以我要去欧洲,不一定学音乐,没准儿就是感受一下生活。如果我减少演出,我可能会往录音方向发展。
新京报:你提到过要请一个32岁的作曲家给你写曲子,能详细说说吗?
王羽佳:这事还没有最后定。他是旧金山一个酒吧里的DJ,叫MasonBates,是做电子音乐的,和古典音乐合在一块儿,还有灯光,他的曲子有点爵士,不是跨界,而是一种挺新的东西。
新京报:下一张专辑有计划了吗?
王羽佳:可能打算录一部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
新京报:很多人会说,未来50年,乐坛是中国人的天下。
王羽佳:不光是音乐界,我觉得未来50年,什么领域都会是中国人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