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张献忠“屠川”事件真相
“勒石为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多镌刻在石碑上因而得以保留下来,散落在中华大地各个角落的碑铭石刻灿若繁星、数不胜数,一个个跌宕起伏、波谲云诡或耳熟能详的人或事静静的刻在石碑上因而得以永生。
成都这块碑有何特殊稀罕的地方?值得考证探寻刻于其上的蛛丝马迹?只因这块碑有个杀气腾腾的名字“七杀碑”,立这块碑的人更是在史书上留下赫赫威名、明末时人人闻之色变的大西军统帅——“八大王”张献忠。
一些见过此碑的的人撰文介绍,“七杀碑”上只刻了寥寥数字——“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光这七个“杀”字就让人心惊胆颤、魂飞魄散,这惊世骇俗的“七杀碑”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能让张献忠如此满腔仇恨、戾狠嗜杀?尽管时光已流逝好几个世纪,看过此碑的人仍然感到背生寒气,仿佛仍能看到那个怒目圆睁、须眉倒竖、杀人如麻的赳赳铁汉张献忠。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权阉横行,为患剧烈。加上天灾不断,广大贫苦农民已无生路。彼时的大明,外有蒙古、后金虎视眈眈、不断侵扰,内有此起彼伏、风起云湧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朝廷疲于应付、苦苦支撑。
无奈烟尘四起,楚歌阵阵,由铁血皇帝朱元璋亲手打造的大明王朝,早已风雨飘摇,四方告急,大厦将倾。新上位的崇祯帝虽然克勤克俭、宵衣旰食、苦思振作,想一挽明王朝颓势,无奈朝纲积弊已久,千疮百孔,崇祯虽有心杀贼,已无力回天了。大明这艘航行了276年之久的巨舰,倾覆只在早晚之间。
在多如牛毛、龙蛇混杂的明末各股农民起义队伍中,战斗力最强、军纪较为严明、最引人关注、最让朝廷害怕的就数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
李、张二人共同崛起于陕北黄土高原,所部大都是米脂、延安、安塞、商洛一带的人,二人早年经历也很相似。
张献忠生于1606年,延安人,出身于贫苦农家,为生计当过戍边的边兵、缉盗的捕快。他当兵时曾犯死罪当斩,幸运的是,总兵陈洪范见他长得虎背熊腰、形貌非凡,起了怜才之心,上下游说将他救下并倚为亲信。
陈洪范没有多少文化,不然他也会像杜甫怜悯李白孤傲才高,写下“众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那样惺惺相惜的千古名句。
张很感激陈某救命之恩,据说日后大西军中一直供奉着陈的牌位。崇祯3年,陕西遭受异灾,粮食颗粒无收,张献忠率米脂18寨饥民趁势举起义旗,起兵反明,想拼却一死、寻条生路,张献忠也因此得了个绰号:八大王。
在明朝各路大军的残酷围剿下,各路义军屡仆屡起、屡败屡战、此消彼长,最后逐渐汇聚到李自成和张献忠、罗汝才三个枭雄的麾下。后罗汝才被李自成火并袭杀,残部被李自成吞并。大顺和大西这两面旗帜下人越聚越多,经历无数次山穷水尽的磨练,终于锤打出两支守如磐石、攻无不克、坚韧善战、令明军胆寒的虎贲之师。
张献忠和李自成为避免冲突,上演同室操戈的悲剧,约定兵分两路,李自成率部向东北发展,张献忠则远征西南。两支队伍一路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大量杀伤明军有生力量,冲出一条血路。大顺、大西两军不断焚毁皇陵,诛杀贪官污吏,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声势日益壮大。李、张二人以铁血手段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最终彻底埋葬了朱明王朝。
然而顾盼自雄的李张二人谁也料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直暗中觊觎大明江山的满洲兵突然斜刺里杀将出来,历史进程在这里突然转了个弯。吊诡的是,遇明军则势如破竹、屡战屡胜的大顺、大西军,与清军作战却一触即溃、屡战屡败,可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最终将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满清,坐收渔利的满清可谓捡得一个大便宜。
讨伐吴三桂的大顺军遭遇清军突袭,惨败于山海关一片石。
在京城里做了42天皇帝梦后,李自成率残众狼狈南逃,后来在湖北通城九宫山一带遇乡兵阻击不知所终。可以这么说,明朝是被李自成、张献忠推翻的,然而,笑到最后的却是满清。英雄到此却思量,这虽然是后话,或许也是最让人唏嘘感叹之处,枭雄、英雄一字之差,英雄、伟人却有天壤之别,张、李功亏一篑,落得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催命运。
自古要成大事,时也、势也、运也、命也缺一不可,李张二人的传奇经历一如那个楚霸王项羽,有打天下的能,却无坐天下的命,或许是诡奇、无形的命运从中作祟。
张献忠率军在物华天宝的天府之国四川立住脚跟,建立了大西国。大西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时间,但其间发生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骇人听闻。
史料记载和口述露出的破绽,也使此事显得前后矛盾、云遮雾罩,使人疑窦丛生。这事件对后世影响很深,至今仍然争论之声不绝如缕。这就是各类史籍记载或民间口耳相传的张献忠“屠蜀”后造成十室九空,导致锦绣四川千里无人烟、百里无鸡鸣的悲惨故事。
张献忠和他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是中国历史上灿若繁星、史不绝书的农民起义军和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也因其斩钉截铁、毫不留情的屠戮手段最让统治者切齿痛恨、莫名恐惧的一位。
大西政权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政治纲领,因而军纪不如李自成的大顺军那般严明,对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也不如李自成那样善待宽容、笼络怀柔。张献忠性格火爆,嫉恶如仇,似乎他生来就要复仇杀人的,好比《水浒传》中上界魔君下凡尘,他留给人们印象就是一个渴血嗜杀的“复仇之神”。
史载,大西军旗帜上书“只杀贪官,不犯顺民”,这简单明了、快意恩仇的口号,对识字不多的穷苦农民阶层无疑是有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因而张献忠被广大汇聚在大西旗帜下的“草根”们看作最具血腥、最恩怨分明、最有性格魅力、最具平民特质的英雄人物。
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强大号召力,西征时大西军已聚60万之众,一路攻城掠地、所向披靡,横扫明军如卷席,声势浩荡的杀向天府之国四川。大西军攻陷重庆后,杀明朝藩王瑞王,众多官吏被拷掠至死,“士绅弁目被屠一空,衣冠死者甚众”;大西军攻下成都后,蜀王宫内阖宫上下不分良贱被诛杀殆尽,巡抚以下各官基本被杀光,只有少数侥幸逃出城外藏匿得以幸免。
张献忠采纳谋士建议,传檄川省各地官绅、儒士汇集成都,做出为大西招贤纳士状,来的人全被杀光,并抛尸锦江,江流为之阻塞,河水尽赤。
大西军士卒昼夜挨家挨户搜查,官绅富户基本被屠戮一空,情形非常残忍,令人不忍目睹......以上情形当时几位在成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日记里均有详细记载,看来基本是事实。
《明史·张献忠传》、《绥寇纪略》、《孤儿吁天录》、《蜀难叙略》、《荒书》、《蜀乱》、《蜀碧》等记载明末流寇事迹甚为详细的书刊里,几乎都清清楚楚的写着张献忠如何祸乱四川、滥杀无辜的罪状:“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致千里无烟,空如大漠”。
据记载,曾经熙熙攘攘的成都闹市被大西军破坏的成了一片残垣断壁、满目苍痍,大白天竟然有老虎大摇大摆、旁若无人的闲逛、遇人则叼人而去;张献忠将四川人民屠戮一空,“杀男女6万万有奇。”.....
这些记载足以表明,张献忠已被定论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证据确凿,亲眼目击者甚多。他“杀人盈城,杀人盈野”,所过残灭,这已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铁律。他是一个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尽皆杀之的凶煞太岁,“一日不杀人、不流血则郁郁不乐”的刽子手,事实果真如此吗?
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明末清初之时,经过连年战乱饥荒,全国总人口还不足6000万,张献忠“共杀男女6万万有奇”是个什么概念?6万万就是6亿,是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0倍,这数字也太离奇荒谬了。
看来,老张杀人甚多不假,但绝无6万万那么夸张,当时地球总人口有无6万万都是个疑问,何况区区四川。他似乎被人诬陷、替人背了黑锅,只是这造假手段有点荒唐,手法更是拙劣,破绽百出,经不起仔细推敲。
张献忠转战沙场20余载,身上有9处创伤,可谓九死一生,无数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死在他刀下的人更是多如恒河沙数。但死在他刀下的亡魂大多数是贪官劣绅,他是一切贪婪无耻的权贵和为富不仁作恶者的死对头;因而统治者们一见大西军旗帜就心惊肉跳、恨之入骨,更不会将敢于起来反抗并双手沾满他们同类鲜血的“反贼”视为英雄的。
清朝初期,立足未稳的大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民间稍有越轨言论便株连九族,恐怖气氛让天下人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人们慑于残酷现实,不敢私自藏匿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特别是关于张献忠的真实资料,或那些记载张献忠生平详实资料的书籍被清廷收缴一空、肆意篡改。
有些书是被大西军诛杀的明朝将吏的后人所写,这些人对张献忠既恨又怕,内容可想而知,因而被清廷有选择或有意的保留了下来,以便混淆是非,从而达到妖魔化张献忠的目的。
清政府不遗余力的篡改历史,不过是为了清军在征服四川时的灭绝性屠杀做掩饰,将清军“屠川”恶行诿过与老张,可谓欲盖弥彰、用心险恶。清廷的卖力宣传果然达到了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张献忠“屠川”一事深信不疑。
多年以后,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在他的一本名为《病后杂谈之余》的书中写到:“那时我还是一个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
对张献忠“屠蜀”一事,连聪查英睿、目光如炬、以笔作刀、眼里容不得沙子,“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文豪都深信不疑,可见清廷不遗余力的宣传、混淆视听、推责与张献忠的诡谋已显奇效。
真正的作恶者在九泉下窃笑,无辜的蒙冤者在阴间嘶声喊冤,被栽赃者却永恒沉默着,不能也不肯发出一声辩解的自白。历史无法重写,只能等待一个迟到的审判和不偏不倚的公论。
明末清初,兵连祸结,战乱不断,曾经富庶安逸、风调雨顺的四川也饱受兵火摧残蹂躏,人口大量减少。大量事实表明,当时的四川是曾经发生过一场无数生灵惨遭涂炭、流血漂橹的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张献忠确实杀了一些人,做过一些坏事,但导致人口大量递减的凶手其实是凶悍好战、手段酷烈、残忍嗜杀的满洲八旗兵,“屠蜀”的罪魁祸首非满清八旗辫子兵莫属。
公元1646年,满清入关后的第3年,清政府突然宣布张献忠战死,清军“破大西军130余营,平四川”。然而事实是,直到张献忠被清军先锋射死于川西(西充)凤凰山打箭炉13年后的1659年,满清军队才以惨烈代价攻克重庆。
四川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是有传统的,当年横扫欧亚、罕逢敌手的蒙古铁骑,于1259年南征灭宋时,就是在四川重庆小小的合州钓鱼城下遭遇重挫,围城30几年而不能下,城下尸骨山积、却始终进不得一步。
连蒙哥汗、蒙古军先锋汪德臣等要人也先后命丧钓鱼城,川人的坚韧不拔、忠勇爱国可见一斑。面对川人顽强不屈的殊死抵抗,清军损失惨重,清廷下令彻底屠杀,不分明军官兵、“献贼 ”、还是无辜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留女。”清朝开国功臣豪格、鳌拜和明降将吴三桂的部队都参与了这场大屠杀,根据当时清军张贴的一张告示可以看出,这种“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镇压式大屠杀在四川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时间,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顿成人间地狱。
赤地千里,渺无人烟,一座座锦绣城池变成野兽的乐园,很多县、乡只剩寥寥数人,乃至到了清康熙年间人口仍然无法恢复,有些县官竟然无民可管。
梁启超在他的代表作《饮冰室文集》中写到:“日本人尝言,支那一部历史,实以浓血充塞之历史也。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中国历史上那些惊天屠戮惨案数不胜数,人命贱如草芥,一部浩如烟海的史册,好比真的是用众生的鲜血写就。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赤地千里,渺无人烟,曾经富庶安逸的四川成了形如沙漠的“死川”,于是“湖广填四川”这个牵涉亿万个家庭的人口大迁徙粉墨登场,这颠覆中国近代史上人口版图、众多悲欢离合的悲情故事轮番演绎、至今仍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清政府以武力逼迫外省、主要是两湖人口填补四川的空虚、一场近代史上最轰轰烈烈的活剧拉开序幕。据说,从那以后,川人特别是成都平原一带,人们的祖籍大都来自外省,清初的人口灭绝的遗祸可见一斑。
当然,张献忠也绝非善茬,他在四川时的确做过很多坏事,但绝没有像满清征服中国后所宣传的那样,川人是被张献忠杀光的。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古墓中发现的一块石碑似乎可以为张献忠“洗冤”。
这块碑正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所刻,此碑名为“圣谕碑”,意思是奉大西皇帝的命令刻的碑。碑文清清楚楚的刻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 自思自量碑文的意思是,上天慈悲的赐万物予人,而人却没有一物回报上天。
“湛湛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明 ”!上天护佑、恩泽人类,所以人类需要时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字里行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杀气。原来满清的御用文人,为了隐瞒清军“屠川”真相,欺骗国人,将这亘古罕见的大屠杀全部栽赃给早已败亡的张献忠和大西军。
“七杀碑”是清政府伪造的,事实真相似乎已昭然若揭。那触目惊心的七个“杀”字,正是满清军队亲手实施的惨绝人寰的人口灭绝行为的真实写照。
历史不容抹杀、篡改,然而,中国历史一贯是由胜利者写就的,成王败寇,拔高胜利者,贬低、妖魔化失败者,好比打扮自家小姑娘一样任意涂抹。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24史不过是24姓帝王的家谱”,这也是浩如烟海,洋洋洒洒、鸿篇巨制、传承有序的中华文化的短板和瑕疵。如何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虽路漫漫其修远矣,但还是值得努力上下求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