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强画家 赤子专访中国红色画家刘国强:红色艺术 独树一帜
出身于绘画世家的刘国强具有扎实的绘画功底,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在此基础上,他独创一格,自成体系,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刘国强特色的红色绘画。宋庄,这个在国际上也大有名气的宋庄,如今很多大型艺术活动都会让刘国强来组织大家,他作为标志性的重要人物,不仅是对宋庄文化的诠释,更是中国艺术,中国红色艺术未来的窗口!
“中国红色画家”的他一点也没有大家的架子,待人永远都是那样的真诚,看待事物也永远都是那样的善良。在采访中,他很少谈及自己个人,更希望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他的作品上。所谓红色画家,因为他的艺术作品中诠释的中国红色文化精神,因为他的艺术作品无不以极具时代特点的讽刺手法揭示了一个又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艺术是反映时代的最有力手段,红色艺术为我们传达着那个时代的声音、文字、思潮,这段深深影响了一代人一生的历史,对于画家刘国强来说,也许是他今生永远都难以释怀的主题,而恰恰是这些成就了他的红色艺术!绿军装、红五星、大字报、天安门、鲜红色、明黄色、草绿色等等这些那个年代出现得最为广泛的事物在他的作品中交替出现,且绝不拘泥于常态,旧时的元素,新颖的创意与运用,在他的画笔下,一切变得耐人寻味!
刘国强没有太多的话语,没有让人眼花的表现形式,他执着而坚定的守着,他对那段红色经历与历史的反思,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体制、政治形态、精神与人性的思考。
在这一主题上的创作,他一画就是十多年,从圆明园到宋庄他放弃了种种商业诱惑,从物质到精神的逃亡。与同时代的所有艺术家一样,追求更有前景,更为安全更开放,更有自由和公正的生存空间,以便为了更好地生活并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的一系列作品《协奏曲—大团结万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百里长街抓逃犯》《亦敌亦友》《虎视眈眈》、《麦克.泰生》等就是这种红色文化的深刻诠释。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刘国强来说,他说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逃亡者,就像意象派的梵高,没有梵高精神的逃亡,也就出现不了意象派!刘国强说自己和梵高一样,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从小到大,一直遇到很多的坎坷。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过,只要一想到这些艺术大师们曾经走过的路,就觉得面前的困难是不可怕的,因为我在沿着他们的艺术轨迹在走,前面的路是一片光明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从画经历中,刘国强将逃亡者的意象贯穿在自己作品的始终,作为自己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的关照和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刘国强的通缉令符号是仿照警察局发出的通缉令形式而完成的图象标志。
人物形象仿照留有八字胡的古代蒙古人的形象。可以轻易看出,这个彪悍而粗犷的男人形象与艺术家本人有相似之处,这在美术界和艺术史上是十分常见的,最为有名的大概是毕加索的例子了。这一被通缉的逃犯形象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的样子,而是充满着善意的微笑者。
对历史现象的反思与对精神世界的游离,使他将思想状态、传统绘画功底与现代表现手法找到了结合点,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精神世界,一种潜意识的逃亡心理,面对社会、政治、人性等种种压力谁又能否认这一潜意识的存在呢?因此有了他的系列作品《通缉令》,与同时代的成功艺术家的讥讽和嘲笑,以及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形象不同,刘国强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符号,这种代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符号,更直观却又具有折中性。
他以犀利而睿智的旁观者的态度,更为隐讳地表达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
其中的复杂性与深度使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产生共振,准确地传达着一种被压制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情绪,简单直白而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符号,不仅仅让人好奇,同时隐藏着深刻的内涵。
《协奏曲-大团结万岁》中国五十六民族大型系列作品是刘国强创作于1996-1999年,历时三年半,以手语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各少数民族团结统一。作者以一个蒙古少数名族人物拍手的形象画成五十六个民族的代表形象,分别穿着五十六个民族的特色服装,在拍手,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微笑,同样的姿势,这样的重复,看上去与安迪•沃霍尔的重复性作品有相似之处。
作者以重复强化的绘画方式表达了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着的各个民族,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渴望在新世纪里继承和发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在这个作品里可以看到相同的模式,要说明在团结、进步、发展的同时以多彩、自然、勤奋、财富、文明和优秀来取代落后、束缚、麻木、贫乏。
他不用那些繁杂的元素,不用那些刺眼的颜色,不用那些血腥的场面。刘国强作品的画面上却是明朗鲜亮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一方面是受文革时期红光亮的政治宣传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曾经在电影院做美工,电影招贴画的创作也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特征。
前期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了“政治波谱”和“玩世现实主义”两派思想的感染,但是现在的刘国强个人的艺术面貌和风格已逐步完善起来。他不同于同时代成功艺术家的讥讽和嘲笑,也不同于玩世不恭的犬儒形象。刘国强的折中性,直观性,以犀利而睿智的旁观者的态度,更为隐晦地表达着自己对社会和现实理解的复杂性、微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