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绍发的“总”的故事:大器晚成 有三大得意弟子
“总教练”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从字面上看,“总教练”是个技术职务,所以在中国体育界,有的人并不愿意当“总教练”,例如周继红,早先曾经有游泳中心的领导希望周继红不当“领队”而是当“总教练”,就被周继红谢绝了。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至少从周继红时代开始,“总教练”就已经不是一个技术职务、而既是行政职务又是技术职务了——这有点儿像是“总工程师”,假如某个工程项目或者工程单位的“总工程师”同时兼任着“副总”的行政职务,那么这位“总工程师”手里的权力,就比不兼任“副总”职务的“总工”们,要大很多。
如今的中国体育界也是这样,那些兼任着“中心副主任”的总教练们,例如李永波、王义夫、黄玉斌……,就比不当中心副主任的总教练们更强势。
之所以先来说说“总教练”的问题,是因为——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先后有过四位总教练:徐寅生、李富荣、许绍发和蔡振华,人们称呼他们的敬语分别是:“徐主任”、“李局”、“许总”和“蔡局”——换言之,徐李蔡三人都官居部长高位并以此青史留名,而本文的主角许绍发,则是永远的“总”。
总被人挂在嘴边的高抛发球
说起作为球员的许绍发,人们总把他和高抛发球划等号,他确实是在国际比赛中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
然而,高抛发球并不是许绍发个人的秘密武器、而是中国队的秘密武器。
这项技术最初是一位吉林运动员创造的,许绍发从队友那里学到了这种发球,并且很快青胜于蓝。1965年他出访日本,队领导不让他使用这一技术,而是准备作为世界大赛中国队的杀手锏。在备战1967年世乒赛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运动员都在学这个发球,但由于“文革”的缘故,中国队缺席了两届世锦赛,到1971年世锦赛的时候,中国队又决定让这项技术继续保密下去,所以直到1973年的世锦赛,才由许绍发率先让这种技术在世界上亮相并从此风靡,说这是乒乓球技术的一次革命毫不为过。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秘密武器的故事有过很多,像“庄家富化妆侦查”——在1961年世乒赛之前,中国队得知日本队发明了一种叫“弧圈球”的技术,派出庄家富到香港化装侦察,使得中国队了解了这项技术,并且让陪练队员模仿,遂使该秘密武器难以制胜;“许绍发雪藏陈新华”;“长胶粒球拍”——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选手如张燮林就开始使用这种球拍并且两面性能不同,直到多年之后才向世界公开……等等。
但在笔者看来,在“秘密战线”上占据首位的,就是保守秘密长达八年的高抛发球了——假如到了战争年代,中国乒乓球队里出几个“余则成”是肯定不在话下的吧?
不过,谈到自己的球员时代,许绍发的得意之处倒不是高抛发球,而是“大器晚成”,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十三岁才开始打乒乓球的,要是在今天这根本不可能,刘国梁和孔令辉十二岁已经进了中国青年队了,而我十三岁才买了第一块乒乓球拍……”每次说到这些,有人恭维许绍发是“天才”,他会“谦虚”道:“林慧卿才是天才呢——她是高中才学打球的。”
总让人忘不了的三个人
作为总教练,许绍发率队参加了三次世锦赛和一次奥运会,其中故事不胜枚举,这里只说他手下三个总让人忘不了的队员——
第一个是陈新华。198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88年奥运会上正式设置乒乓球项目,1983年世乒赛结束之后,许绍发已经意识到瑞典队对中国队构成的威胁,决定雪藏陈新华,结果在1985年世乒赛上,陈新华连续战胜卡尔松和瓦尔德内尔,为中国队首次赢得团体冠军三连冠。
第二个是陈龙灿。许绍发对他有个精彩的评价——“人分两种:胆大的和胆小的。而在胆大的人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有‘孤胆’,属于‘独当一面型’;另一种人有‘群胆’,属于‘锦上添花型’。在我带过的队员里,江嘉良有孤胆、陈龙灿有群胆。
”或许正因为此,当许绍发认识到中国男选手在单打方面的相对劣势之后,决定打造陈龙灿和韦晴光的“群胆组合”,在1987年世乒赛上夺回了连续两次失手的男子双打金牌,并且赢得了1988年奥运会的男双冠军。
第三个是江嘉良。除了奥运会金牌之外,江嘉良获得了乒乓球的所有荣誉,无疑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乒乓球的首席明星。他本来有两个机会:或者成为李宁,或者成为蔡振华——当初健力宝老总李经纬在进入体育服装市场的时候有两个选项:或者是李宁或者是江嘉良,最终选择了李宁;而许绍发在推荐自己接班人的时候也有两个选项,或者是蔡振华或者是江嘉良,最终选择了蔡振华。
许绍发回忆当初的选择时说:“我感觉蔡振华在这些运动员当中比较合适,因为他有一种冲劲,身上有一股力量。当时蔡振华说他不会当教练,我说你会当,你能把你个人的利益刨除了你就会当了。”
总能载入史册的乒乓球市场开发
小小的乒乓球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市场价值,许绍发当属头功。
上世纪90年代初,许绍发卸任总教练一职之后,投身商业开发乒乓球市场。他回忆说:“很多运动员到国外去打球了,尤其是以德国和日本居多,这必然就影响到我们国内运动员的稳定,当时仅仅在日本就有上百个运动员。我们国内运动员出国比赛碰到他们,看到他们开着车、穿着名牌,感到反差很大,因为当时我们打一个世界杯冠军也就给300元人民币,一个世界锦标赛单打冠军也就给1000元奖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下海经商,在竞赛市场上找到中国乒乓球今后的出路。
最初,他操办了一场“世界冠军挑战赛”,探索出经验之后,他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从1996年开始操办“CCTV中国乒乓球擂台赛”,并组建了由他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三鼎公司”,操办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乒乓球商业赛事,直至举办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如今看来,乒超联赛的意义远远超过许绍发当年的预期:中国体育虽然在奥运会上成绩很出色,但是就体育产业的意义上说却还远远不是“体育强国”,而乒超联赛几乎就是中国唯一一个世界顶级水平的职业赛事,现在她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让运动员多挣点儿钱”的问题了,而是怎样作为一项中国的“文化产品”向世界输出的问题了。
不过,虽然许绍发在乒乓球产业的领域有开创之功,他却并非一个好商人——这不是笔者的结论,而是前总理李鹏同志亲口对他说的——他老人家办商业赛事,第一考虑运动员能拿到多少奖金和出场费,第二考虑有没有电视转播和能不能满足电视界朋友的“胃口”,最后才考虑自己的公司能不能赚钱。如此一来,他操办的赛事以不赔不赚者居多……
说到底,“许总经理”还是不脱“许总教练”的本色。
总被人忽略的进取和创新
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是中国乒乓球男队打翻身仗的一次战役,当时有媒体对这样一件事很感兴趣并作为轶事报道出来:
因为上场比赛的中国运动员太多,中国队的教练员不够用,临时把许绍发叫来给孔令辉当场外指导,结果孔令辉战胜了中国队最后一个外国对手(盖亭),最终赢得世界冠军……
事情都是真的,但问题是:如果许绍发只懂乒乓球而不了解孔令辉的话,那他是做不了这个场外指导的,何况天津世乒赛在中国的主场,所有中国的世界冠军、昔日名宿济济一堂,为什么给孔令辉这样的大主力、大新秀身后,派出不再是“总教练”的“总经理”呢?
由于许绍发那一代运动员赶上了“文革动乱”,参加世界大赛的时候已经年届而立,所以其实是“用上一代人的技术打下一代人”,因此在他担任国家队总教练之后,他力主重新组建国家青年队——“当时所有的项目里,只有国家乒乓球队成立了一个青年队。目的就是要抢刘国梁、孔令辉这批运动员。”结果,一批新秀在少年时代就被破格选拔到国家队,终于成就出一代枭雄。
要想使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只有“人事措施”还不行,还要有“球事措施”,要有新的技术出来,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直拍横打”——
最初,许绍发发现北京队有位运动员使用“直拍横打”技术,就让江嘉良照着练——“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是江嘉良,1989年去欧洲访问的时候他就这么打了,结果整个欧洲的舆论都在骂他,说他玩球、瞎打、不好好打球,说他有损世界冠军的风度,还取消了他一次比赛的资格……他们根本没认识到这个东西是中国将来要发展的一项技术。”许绍发说。
当时,横拍打法主导着世界乒坛,即使在中国运动员里,横拍选手的成绩也普遍好于直拍选手,所以许绍发坚决支持“直拍横打”的新技术,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狗急跳墙了,没有办法,必须要创新,没有创新还像过去那么下去的话,中国乒乓球就要完了,尤其是直板就更难。”
在许绍发的首创之功之后,“直拍横打”盛开乒坛:1992年,十六岁的刘国梁战胜了刚刚夺取奥运会金牌的瓦尔德内尔,这种技术一鸣惊人;后来,马琳半路出家采取这种技术,在世界大赛上屡有斩获;再后来,王皓从开始学球就是用这种技术,成为直拍打法的代表人物……
最后,笔者借机纠正“百度”上的一个错误——上面说刘国梁是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
其实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有时候有总教练,有时候没有总教练,而是采取男女队分设主教练的管理办法。比如说蔡振华,就是先做男队教练,再做主教练,然后成为总教练的,而如今刘国梁做的是男队主教练……
说这些的意思,不是真要挑“百度”的不是,而是想说“总”这个字的珍惜价值——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一共有过四位总教练:徐寅生、李富荣、蔡振华和许绍发,人们称呼他们的敬语分别是:“徐主任”、“李局”、“蔡局”和“许总”——换言之,徐李蔡三人都官居部长高位并以此青史留名,而本文的主角许绍发,则是永远的“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