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南周小川 《小康》杂志:走近央行行长周小川

自2000年以来,周小川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两年证监会主席,两年央行行长,四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职位,总是牵动着公众的切身利益。从这一角度看,“周小川像谁?”更多意味着不同的政策预期

周小川是谁?

《小康》记者 高剑 秦俊勇 特约记者 陈佳 报道

对很多人而言,10月28日这天夜仍然睡得很香,尽管央行作出了加息决定,但人们对加息早有预期,况且此次加息只加了那么丁点——0.27。不知道当天晚上,周小川有没有睡得着,这毕竟是他就任央行行长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是自1996年以来连续九年来的第一次。

在中国,试图了解一个省部级官员的真实心态,非常困难。尤其是央行行长——一个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机构的行政长官。尽管周小川时常曝光于媒体,愿说且善说,但这位被外电评论为“歌剧爱好者、熟练的网球手和惟一一个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的高级官员”,却不为公众真正所熟悉。

很大程度上,公众更习惯用类比的方式来诠释自己的猜测。比如说,周小川像谁?

周小川像美国的“格林斯潘”,这种类比更多基于两者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以及职责的相似;周小川像英国的“凯恩斯”,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忘情于学,这是比较两者的发展轨迹。

自2000年以来,周小川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两年证监会主席,两年央行行长,四年中周小川所就任的职位,总是牵动着公众的切身利益。从这一角度看,“周小川像谁?”更多意味着不同的政策预期。

周小川究竟像谁?或许我们首先得了解,周小川是谁?

周处后裔

周小川的简历中,籍贯注明是江苏的“宜兴”。

在宜兴,周氏是大姓。据史料记载,宜兴籍的周氏是三国时吴国广平太守周宾的后人。周宾一般少为人知,但他有个孙子却很知名,叫周处。初中课本曾选摘了《世说新语》的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周处的故事,“周处少年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后来幡然而悟,刺虎击蛟,“终为忠臣孝子”。

“周处后代在宜兴分为数支,周小川这一族是其中一支,”原宜兴市档案局局长汤虎君说,周小川的祖父有四个儿子,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排行第三。

据了解,周建南年少时即外出读书,后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对于这段历史,宜兴教育信息网“宜兴名人”栏目介绍说: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37年底辗转到达延安。1939年8月由中组部派往重庆做地下统战工作。

资料显示,解放后,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文革中受到冲击,下放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恢复工作,任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1985年8月响应中央号召主动退出机械部部长职务,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周家的旧宅位于宜兴的大人巷,这是一条在当地非常著名的街道。解放后,大人巷成为宜兴县委、县政府所在地。1996年宜兴进行城市改造,大人巷被拆迁。

“现在看来可惜了,一个很好的旅游资源丢了。”汤虎君的感叹不是没有理由,当地人有种说法,说过去天气好的时候,大人巷里必有一景——很多人家在自家门口晒官帽。宜兴人以此来证明大人巷里多出官员。

“在一定程度,这是因为宜兴人非常重视教育,文风颇盛,历史上这出过385个进士,4个状元,10个宰相,8个大将军。”一位熟悉历史的当地人解释,努力读书、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宜兴的传统。

周小川的母亲杨维哲解放前曾就读武汉大学,解放后在化工部任职。1948年前后,周建南夫妇在黑龙江东安市(现改为黑龙江省密山市)的一个军工厂工作,在此期间,周小川出生。

原辽宁省铁岭市科协主席李光致说,这个军工厂隶属于东北军工部,“对内称东北军工部直属二厂,一般称东安电器厂,是部队建制,当时的厂长兼总工程师是周建南”。

经济学“情结”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几年前,周接受《投资与合作》杂志采访时说。

尽管周小川一直外界视作省部级“海龟”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周高中毕业后,正值“文革”开始,继续求学已无可能。1968年,20岁的周只能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周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852农场。

“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周说这些实践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很有益处。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四年大学生活,周除了系统地学习数学、机械、电子、电机、自动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语和日语等,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周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2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如果对周在经济学研究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78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周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周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的变化与周所参与的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

这两个大工程,一个是“川汉输气工程”,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

《投资与合作》杂志的一篇报道,忠实地记录了周本人对这个工程的回忆。“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

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

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我参与了成套设备中央控制系统的系统工程设计,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的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劳民伤财半途而废,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恰巧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周善于“创新、突破”在1981年时就初显端倪。

1981年初,周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与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以通过数量化的模型来描述金融问题方式,这在国内也是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