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战疫的德军战俘结局】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德国军人的命运

医生们甚至没有准确的伤员名单,更别提适当的医疗记录了。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包括最基本的止痛药,都被俄罗斯第二线军队和野战医院部队的人们偷走了。第297师的新任牧师被一位苏联少校从脖子后射死了,因为他试图弯腰帮助一位受伤的德国士兵。

俄罗斯卫生官员们对这样的医疗条件大为震惊。一些官员们还是有同情心的,俄罗斯指挥官们把他们的雪茄拿出来,与德国医生们一起分享,但是其他的苏联工作人

员却用面包交换医院工作人员手中在较早的时期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手表。来自第44步兵师的医生迪波尔德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女兵部队的外科医生——典

型的粗野乡下人形象——兴高采烈地走进来,用从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手中得到的银制怀表交换东西。他将这个传家宝式的怀表拿给我们看,然后换得了半个面包。

他将这个面包划分成几份分给其他人,而他自己只留下了其中最少的一份。

苦难也让人渣们露出了马脚。某些人无耻地利用和压榨着曾经的战友,窃贼们从死尸和虚弱的病人们身上偷盗还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果谁身上还有表、结婚戒指或者

其他值钱的东西,那么不久后,就会在黑暗中被夺走。但是,大自然的因果报应不容忽视,偷东西的人们很快就被脏物上附带的受感染的吸血动物传染上了斑疹伤

寒。当一位行迹非常恶劣的口译员死亡之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金戒指和值钱的东西。

起先,苏联当局根本没有为这些伤员提供日需口粮。NKVD和红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虽然苏联人知道德国人会投降,但是却并没有为这即将到来的投降做好准备工作,更别提为战俘们提供食物了。

德国共产主义者埃里希·韦纳特声称,为战俘提供的日需口粮,因为暴风雪而受到耽搁未能及时到达,但是这个说法却让人表示怀疑。真正的问题在于苏联当局对德军战俘们的残忍与漠不关心,以及官僚主义者们的无能。当然,首先是苏联军队和NKVD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在苏联自身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苏联当局根本不愿意为德军战俘们提供食物。许多红军战士们都吃不饱,更不必说老百姓们可以吃上饱饭,因此任何给曾经掠夺自己祖国的侵略者们提供食物的想法,都是有悖常理的。在

断粮几乎两周后,日需口粮终于在三四天后到达了战俘营。但是数量却非常的少,给伤员的食物配给量,少到甚至十个人分享一个面包,加上由少量小米和咸鱼熬成的汤。希望得到更好一点的待遇的想法,对德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尤其当苏联红军战士和老百姓们想到,在德国的苏联人也许遭受的待遇更糟糕的时候,这种奢望更成了天方夜谭。

另一方面,在医生看来,威胁伤员们的最大的恐怖因素并不是饥饿,而是斑疹伤寒的传播。当第一例病例出现在合围圈中的时候,很多医生都预感到将会出现一场瘟

疫,但是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会引起恐慌。在坑道医院中,医生们采取隔离的方法来减缓疾病的传播,不管是患有白喉还是斑疹伤寒,都要被隔离开来。

他们清求苏联当局能为他们提供清除虱子的设备,但是这个地区的许多红军战士和几乎所有老百姓们,都正在遭受虱虫的侵扰。

如此多的死亡人数并非意料之外。为生存而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了,想要再次看到家人的幻想也如肥皂泡一般的脆弱。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似乎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只能靠纯粹的幻想而生活的世界。死亡就是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方式,在痛苦与筋疲力尽的双重作用下,飘浮失重成了唯一真实存在的感觉。

而那些希望存活下去的人们,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在与死亡作斗争,不管这种斗争的支撑力量是来自宗教信仰,还是想要与家人相聚的决心。但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等待他们的,最终还是死神。

能够离开战俘集中营,成了他们可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像韦纳特描绘的一样,这些战俘们“拖着破旧衣服中那魔鬼般的灵魂,艰难地蹒跚而行”,一个挨着一个。一旦行军让他们的身体稍微有些暖和了,他们就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变得更加活跃。

一些路过的老百姓抢走了他们身上的毯子,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甚至还向他们扔石头。此时最好是能尽量走在俘虏纵队的前面,并且最好是能走在红军押解人员的旁边。一些路过的红军战士们,不顾命令的禁止,向这些俘虏纵队开枪扫射取乐,就像1941年德国士兵对待红军俘虏纵队的方式一样。

在行进途中活下来的俘虏们,直接被赶进了指定的战俘集中营中,唯一的区别只是距离的远近之分。例如,原来在北部地区的战俘们,被迫行走了12英里,到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杜波维卡集中营去。这次行军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在夜间,他们被赶进没有屋顶的破损建筑物中——这些建筑物是被纳粹德国空军毁坏的,而苏联押解人员从来不曾忘记这一点。

这样的行军简直就是死亡之旅。最糟糕的一次行军,是从察里津溪谷出发,经由古木拉克和戈罗季谢,最后到达贝克托维卡集中营。这次行军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是在途中没有食物和水,还要忍受零下25~30度的寒冷气温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行军途中,时常会有枪声在寒冷的空气中传出,然后就有人倒在雪地中。当然,这些在枪声中倒下的人,都是虚弱得无法再前行一步的人。如同饥饿一样,口渴是威胁着这些德军战俘的另外一个可怕的因素。虽然周围满是雪,但是就像身处大海之中的老船员一样,苦涩的海水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用以遮身盖体的东西,因此德军俘虏们不得不睡在大雪地里。许多人一觉醒来后,发现紧挨着自己的战友早已死亡,僵直地躺在自己的身边。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战俘们自觉地组成了一支小分队,每隔半个小时就将那些熟睡的战友们唤醒一次,以避免他们在睡梦中冻死。

那些被唤醒的俘虏们,立即起来活动自己的身体以制造热量,然后换班职守,等待唤醒下一批人员。很多人甚至不敢躺下睡觉,这些人像马匹一样站立着睡觉,几个人一伙,然后将毛毯盖在头上,以便从自己的呼吸中获取少得可怜的热量。

痛苦并没有因为新一天的到来而有所减轻,行军中的恐惧占据了德国人的心房。“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简单,”一位幸存下来的中尉这样说道,“能够自己行走的人,继续随着纵队前行。而那些不能自己行走的人,不管是因为受伤还是因为疾病,都会被射死或者被扔下活活饿死。”

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尉,在夜晚停留的时候,用自己的羊毛套衫与一位俄罗斯农妇交换了一些牛奶和面包备用,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为自己储藏点可以食用的东西,说不定第二天,他就会因为虚弱而倒下。

“我所在的纵队,出发的时候有1200人,”一位来自第305步兵师的士兵详细地叙述道,“但是当我们到达贝克托维卡的时候,仅有1/10,也就是120人活了下来。”

贝克托维卡集中营的门口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引人注目的大字:“进入这里,就意味着抛弃所有的幻想。”

在到达俘虏集中营之后,苏联押解者们再次对德军俘虏搜身,将他们身上最后的值钱东西全都搜光,然后让他们站着等待“入营登记”。很快,德军俘虏就发现,这样的等待是根本没有止境的,被分成五列的等待队伍必须忍受寒冷的侵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待。

最后,在接受NKVD“入营登记”之后,德军俘虏们被赶进木质的小屋,大约四五十人一间房。我们“就像是装在铁桶中的鲱鱼”一样地被关押起来,一位幸存者回忆道。2月4日,一位NKVD官员向顿河前线指挥部抱怨说,“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光贝克托维卡集中营,就容纳了5万名德军俘虏,其中“包括生病的和受伤的”。

面对这样的条件,NKVD官员们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可以用以运输的工具,于是不得不向军队乞求一辆可供运输使用的大卡车。在骆驼拖行之下,两轮轻便车终于运来了水。一位被俘的奥地利医生写下了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没有食物可以吃,没有水可以喝,肮脏的雪和泛黄的尿冰是唯一可以用来解渴的东西……每天早晨我都能看到更多的新尸体。”

两天后,俄罗斯人为战俘们提供了“汤”,但这也不过就是把满袋的麦麸倒进温热的水中而已。那些对这样的条件非常不满的德军战俘们,愤怒地从身上抓出虱子,然后抛向看守他们的俄罗斯人身上。当然,这样的后果是立刻被射死。

不久后,苏联政府便开始划分战俘们的种类。首先是根据国家的界限,其次是根据政治的界限。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克罗地亚战俘们,被划分出来安排在厨房工作,其中罗马尼亚人拥有更大的特权,以使他们能够发泄对从前的同盟者的不满。

当然,等待德国俘虏的就是地狱般的生活了,因为在没有投降之前,他们曾克扣其他国家军队的供给品,以供自己的军队使用。罗马尼亚俘虏常常袭击那些出来为自己的小屋寻找食物的德国俘虏,并且把他们找到的食物据为已有。而德国俘虏唯一可以避免这样的掠夺事件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看守人员保护他们搬运食物的同伴。

“紧接着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位纳粹德国空军军士长记述道“我们的奥地利同胞居然否认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称自己为‘Austritsy’,希望以此来得到更好的待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真实地存在着。”

更让德国战俘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人们“将所有的战争过失都归咎给了这些‘永远是德国人’的战俘身上”,尤其是那些奥地利战俘们的戏剧性的转变,让他们实在是无法接受。奥地利战俘不断地指责着普鲁士的将军,认为是这些将军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之中,而非奥地利的希特勒。

生存下去,仍旧是一切斗争中最重要的目的。“每天早晨都有死亡的战俘被拖出来放在营房的外面。”一位装甲部队军官写道。这些衣不蔽体,冻僵的尸体被堆放到营地的一边,摆放成似乎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围墙。根据一位在贝克托维卡的医生估计,这座“尸墙大约有一百码长,六英尺高”。

另外一位纳粹德国空军准尉则估计,每天至少有五六十人死亡。“我们的眼泪早已流干。”这位准尉后来写道。一位曾经给俄罗斯人当翻译的德军俘虏,得以有机会看到战俘集中营的“死亡登记簿”,他记录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截止1943年10月21日,仅仅在贝克托维卡集中营,就有4.52万名战俘死亡。

一份NKVD的报道承认,截止次年4月15日,共有55228名被关押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俘集中营中的战俘死亡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在天王星行动开始直到德军投降之间,究竟有多少德国人成了俘

根据迪波尔德医生的观察:“饥饿改变着战俘们的灵魂和性格,容易察觉的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之中的改变,而难以察觉的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之中的改变。”

和罗马尼亚人一样,德国人也同样采取了同类相食的野蛮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命。从冻僵的尸体上切割下来的瘦肉,被用水煮沸,最后以“骆驼肉”的名义提供给存活的人。吃到这些肉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吃的是人肉,因为他们的皮肤开始发红,这与大部分人苍白色的皮肤有着很大的区别。

类似情况的汇报不断地从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其他营地涌来,甚至在天王星行动中被俘的那些俘虏们中间,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份苏联原始资料显示:“只有在枪口下,俘虏们才会停止这样野蛮的行为。”苏联当局安排为战俘们提供更多的食物,但是不称职和营私舞弊现象却使得任何措施的执行都非常的缓慢。

长期以来的体力消耗、寒冷、疾病和饥饿,以另外的方式改变着战俘们的基本人性。痢疾的流行让人们对那些因为虚弱而倒在粪坑中的人视而不见,任由他们淹死在大粪之中。只有少数人有力气,并且有想法要将这些倒下的人拉出来。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中,人们的生命根本不被重视。那些正在遭受痢疾侵害的人们,此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急切地需要厕所来解决自己的痛苦。

在过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常常发生。一位正在厕所中忍受饥饿和痢疾的双重折磨的年轻陆军中尉——曾经是一位家中拥有几座城堡和庄园的伯爵——无意中听到一位士兵用家乡方言谈论着某些事情,于是他立刻大声地喊叫,询问这位士兵是从哪里来的。

这位士兵告诉他一个小村庄的名字。“你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士兵反问道。这位官员告诉他自己来自何处。“果真如此吗?”士兵笑道,“我想起来了,我曾经看到你开着红色的奔驰跑车去猎捕野兔。嘿,现在我们居然同在一条战线上。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你饿了,或许我可以帮助你。”这位士兵已被挑选作为战俘医院的护理员,在医院中,很多伤员在吃自己的日需口粮之前就死亡了,因此这位士兵便将这些人的口粮搜集起来,在他值班的时候把它们分给其他活着的人。

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机遇,挽救了这位年轻伯爵的生命。幸存者们几乎都不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而首先死亡的是那些体格肥胖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体格瘦小是一种非常好的优势,因为这样的人消耗的能量少,所需要的食物量也就自然少。

在合围圈和后来的战俘集中营中,相等剂量的日需口粮只能提供非常少的能量,因此大自然那种强壮者生存的法则,在这里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因为战俘们的食物并不是根据体形大小而分配的。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苏联劳动营中,只有马匹是按照体形大小喂食的。

1949年,另外一场斯大林主义式的清洗高潮又一次地席卷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国战俘们面对的是完全捏造的“战争罪行”的审判。伴随冷战一起到来的,是对西柏林的大举围攻。战斗能手埃里希·哈特曼被指控摧毁过苏联飞机。

斯特雷克将军被带回斯大林格勒,接受一个军事法庭的审问,因为他被指控犯有蓄意摧毁拖拉机工厂的罪行。其实,他的军队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像大多数在这个时候被指控有罪的战犯一样,他被判处死刑,而非25年的监禁。

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中尉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役”,因为苏联战俘们被强迫在他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庄园里从事重体力劳动。1950年7月,彻底陷入绝望中的冯·塞德利茨将军被逮捕,并被以战争犯和“(战败国)极端保守的复仇主义将军”的罪名,判处25年的监禁。

少数没有引起争议的德国俘虏过上了勉强可以称作是平静的生活,而这要归功于那些拥有同情心的俄罗斯妇女们。在某些时候,俄罗斯人这样做似乎是沿袭了旧的风俗习惯。位于莫斯科和高尔基之间,途经卡姆什科夫战俘集中营一直延伸到弗拉基米尔州的道路,是旧时沙皇时代人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必经路线,沿线的农民们会出来给路过的人们送水,甚至是帮他们搬运物品。相似的人类善良的本性,在这里一直保留着。

来自奥地利的医生汉斯·迪波尔德则深深地被他的俄罗斯同行们的同情心感动着。理查德·施贝勒博士来自海德堡的魏茨泽克医院,他是非常让人尊敬的德国卫生官员,1946年早春他突然病倒了。在伊尔门湖战俘集中营中,他经历了斑疹伤寒、伤寒和白喉的威胁幸存了下来。

起先,他的同僚们认为他患了疟疾,但是事实上,他是在工作中无意识地被感染,得了血中毒。他的同僚们对此非常的懊悔,因为这位医生的死亡完全是他们的误诊一手造成的。医生们给他用了磺胺类药物和仅剩的青霉素,两间俄罗斯药房的医务人员也拿出了早已分配给俄罗斯病人们的青霉素给他使用,但是一切为时已晚,这位受尊敬的卫生官还是去世了。

医院公墓靠近一条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低矮的松树和杜松灌木丛,公墓后面是大片的森林。俄罗斯医生们决定为施贝勒举行一场遗体告别仪式,集中营指挥官同意医生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举行葬礼。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施贝勒恢复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在出席葬礼的人群中,甚至有一位在高大瘦弱的牧师陪同下的政治委员,只是处于极度悲伤状态的俄罗斯医生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对于那些第6集团军的幸存者们来说,这场宗教式的葬礼仪式,并不仅仅是为现在去世的这位卫生官举行的,而是为所有躺在这里和遥远的南部地区的人们,所有在斯大林格勒和俄罗斯大草原上死亡的,以及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中死亡的德国士兵们而举行的。

现在,伴随着基督教的祈祷词,他们终于可以长眠了。

自从1945年以来,已经有大约3000名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俘被释放了,这些人或单个儿或成批地被遣送回家,通常都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直到1955年的时候,苏联仍旧关押着9626名德国战俘,就如同赫鲁晓夫描述的那样,这些人是被“证明犯有战争罪行”的真正的战犯,而其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生还者们大约有2000名。

1955年9月,在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之后,这些战俘们才最终获得了自由。这其中包括斯特雷克将军、塞德利茨、施密特和罗登博格,以及13年前在参加了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举行的宴会之后,就来到合围圈的格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中尉。就在被释放之后不久,俾斯麦写道:“感谢命运对我的垂青。”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之后不久,苏联政府便暗中积极筹划彻底破坏纳粹统治集团,并扶植一个傀儡***来代替纳粹党的统治地位。所有拥有军衔的德国战俘们,都被划分为“反法西斯党成员”和“法西斯党成员”。

1943年春天和夏天,那些年长有资历的德国军官战俘们,被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集中营中迁到了苏兹达尔的一个永久的战俘基地——沃科夫48号集中营。这里拥有一个老式的小酒店和健康的矿泉疗养地,因为相对奢华的设施,这里被取名为“城堡”。NKVD将施密特从保卢斯身边调到他处囚禁,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会产生不好影响的因素。

负责管理战俘事务的NKVD部门,首先组建了一个名为“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高级组织。为了更好地展开自己的工作,贝利亚启用了已经被驯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工作。两个月后,另外一个团队组织(德国军官联盟)建立,为的是吸引那些不支持国际委员会的反纳粹主义者。

b 这个部门的副官——梅利尼科夫少将——负责这个组织的所有行动。尽管NKVD对该组织的行动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是梅利尼科夫还是将自己的工作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门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负责监控德国共产国际的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是斯大林的前任间谍头目,他已被直接指派担任另外一项重要的间谍工作,这或许就是他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造访斯大林格勒的原因。

但是当时,他穿过伏尔加河到西岸的请求却被崔可夫拒绝了。

1943年8月19日,三位曾经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并肩作战的德国军官:塞德利茨、拉特曼和柯尔菲斯在接受苏联政府的审问之后,被从沃科夫的集中营一起送往鲁诺弗的一个“再教育中心”接受教育。塞德利茨容易激动的情绪已经渐渐地平息了,因为他认为许多官员都已经团结一致,极力要从希特勒手中挽救德国。因此,他天真地将自己当成了这些反希特勒官员们的首领。

早在9月份的时候,梅利尼科夫就将塞德利茨、拉特曼和柯尔菲斯三人送回沃科夫集中营,去游说那些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将军们,让他们积极与苏联政府合作。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晚了,将军们穿着睡衣睡裤与他们见面,然后仔细地听着他们所讲述的每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当塞德利茨夸张地宣称现在俄国人正在进行着又一场打败拿破仑的战争的时候,斯特雷克将军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当塞德利茨和拉特曼极力劝说将军们加入反希特勒政权的活动中去的时候,斯特雷克、西克斯特·冯·阿尼姆、罗登博格和普费弗生气地指责他们是叛国贼。尽管如此,塞德利茨和他的同僚们还是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德莱伯将军和施勒默尔将军游说了过来。

在塞德利茨看来,在这个危急的历史关头他们必须反对希特勒,才能挽救整个德国国家的命运,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危险性。此时才提出反抗纳粹党,在同盟国们看来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同盟国根本不愿听取他们的任何意见,甚至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时候,也不给他们任何发言机会。

而此时,那些企图反抗纳粹党以挽救德国命运的组织者们(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也清楚地看到了,NKVD的梅利尼科夫不过是将他们作为维护苏联利益的工具使用罢了。

苏联原始资料显示,1943年9月17日,塞德利茨作为德国军官联盟的***,向梅利尼科夫将军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从那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们中间挑选3万士兵,组建一个军团。“根据塞德利茨的想法,”梅利尼科夫向贝利亚汇报道,“这支军团将成为推翻希特勒统治集团后新的德国政府的基石。”)

“塞德利茨认为,”梅利尼科夫补充道,“他自己是构成未来的自由德国军事力量的首选领导人。”他也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为新闻报道和无线电台做好一切相关宣传准备,“他将派专人深入德国后方,去游说那些将军们,团结一致地共同对抗希特勒政权的统治”。塞德利茨还将给“他的亲密好友,德军中央前线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希特勒司令部参谋机构的负责人冯·克卢格和托马斯将军送信,以寻求他们的合作”。

在拉特曼将军、柯尔菲斯将军和京特·范胡文上校的陪同下,塞德利茨于9月22日向苏联政府递交了自己的计划。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帮助他们“从一支反对纳粹党的小军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支撑德国新政府的基石”。

在计划中,整个军团需要1个陆军参谋机构、2个军团参谋机构、4个完整的师,和一支后备军用飞机团(其中包括3个轰炸机中队、4个歼击机中队和一个空中侦察空军大队)。简言之就是需要7位将军,1650名军官和4.2万名士兵。从这份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塞德利茨似乎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德军战俘死亡率毫无概念。

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塞德利茨建议:“所有这些军队,将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向德国突进,进入柏林。”在场的NKVD官员指出,向德国派遣如此大规模的空中力量,恐怕非常的困难。但是冯·塞德利茨却说,具体细节可以由俄罗斯政府根据情况来定夺。

可是,柯尔菲斯将军却无法抑制对这样一个空想的愤怒之情。“这简直就是乌托邦,”他说,“居然企图用飞机来运送所有的军队。”他还补充道:“俄罗斯空军指挥官们一定由此推断,德国将军们都是空想主义者。”

注:当然,或许这样一个计划的提出是冯·塞德利茨将军的计谋,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哄骗苏联政府将自己和成千上万的第6集团军的战士们送回家。如果这个推想是事实,那么在战后,当提及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将面临的是来自从前那些已经与斯大林统治集团合作的德国将军们的谴责。

塞德利茨似乎对他和他的同僚们所激起的这些愤怒之情和敌对态度天生就有忘却的本领,但是很多军官们却难以接受这些反法西斯分子们将要建立王朝的做法,因此他们宣布要同那些与俄罗斯人勾结的德国官员们彻底决裂。

作为对那些反法西斯分子的一种挑战,他们开始恢复德国纳粹党举手敬礼的方式。这样严重的两极分化,让那些既不想成为“反法西斯分子”一员,又并非希特勒忠臣的军官们感到日子非常的难过。一位中尉已经在地板上睡了很多天,因为他的中立态度,让任何一方都不允许他睡在床铺上。

1944年2月,俄罗斯飞机开始在德国境内和德军前线部队中空投由塞德利茨和他的同僚们署名的传单。在盖世太保向希姆莱提供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塞德利茨的签名确实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坚守在前线突出部的武装党卫军指挥官吉勒将军将来自国际委员会阵雨般倾泻而下的传单复印件送回德国总部,他也将谢尔巴乔夫通过前线部队送给他的塞德利茨和柯尔菲斯将军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一并送回了德国。盖世太保再次分析了手稿的笔迹,毫不怀疑地确认那些传单确实是由塞德利茨亲自署名的。

来自苏联的这些传单在德国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希特勒为此紧急召见希姆莱会谈。尽管一同参加会议的施蒙特将军怀着无比的忠臣之心签署了一份陆军元帅宣言,但是,这仍旧无法使希特勒完全信任和放心。3月19日,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克莱斯特、布施、魏克斯和曼施泰因被召集到了贝尔霍夫,然后他们被要求签署一份联合宣言,内容是表明自己与“背叛我们的神圣事业的卑鄙的叛国贼”冯·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将军彻底决裂,并且宣布绝对效忠希特勒。

另一方面,梅利尼科夫的部门开始对时局产生种种疑惑。部队组建早已结束,被宣传资料争取过来的德国人,已经不单单局限在单个的小分队上了,整个纳粹德国国防军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分化瓦解。塞德利茨将目前存在的“缺乏成功感”状况归因于“德国人缺乏变革的精神。

经过蓄谋已久的准备,采用暴力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那些有能力对此有所作为的组织却不采取有效措施,他们天生对失败和由此带来的后果有种恐惧感”。尽管目前的时局对德国方面非常的不利,但是塞德利茨仍旧希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够“正式承认”国际委员会作为全新德国王朝的政府出现。

但是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用他惯常的斯大林式的理解方式告诉人们,要对塞德利茨的计划提高警惕,因为在他看来,塞德利茨“正在以极其阴险狡诈的方式”来“破坏苏联与同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毫无疑问,”他写道,“如果苏联政府承认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那么将会激怒英国和美国发动一场对苏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亲德国主义的最好表现方式。”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盟约的阴影长期地影响着苏联人民,马努伊尔斯基认为,塞德利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罗登博格将军和“前任德国军队情报机构头子”范胡文上校(实际上他只是一个信号官员)的授意下展开的。

斯大林主义者们的多疑症变得更加严重。1944年5月,自由德国国际委员会的***韦纳特派遣三名德国军官到列宁格勒前线去执行对红军的宣传任务。其中两名军官斯托尔茨上尉和威力米格中尉拒绝执行他们的任务,结果他们被秘密地送回莫斯科,接受韦纳特、乌布利希、冯·塞德利茨将军和拉特曼将军的严格审问。

据说在接受审问的第四天,他们便承认自己是“德国军官联盟中的一个非法的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于是这两位军官都被NKVD以纳粹党双重间谍的身份逮捕,并且接受更进一步的审问。其他的德国军官,包括罗登博格将军,也被逮捕,并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马努伊尔斯基认为,自己先前的猜测此时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并且认为所有的德国军官都该被立刻调离前线宣传组织。显然,斯大林认为这些失败的尝试并未引起西方同盟国们的怒火,何况在这样的战争阶段,这些失败的尝试对他是有利的。

此时,几次失败的尝试让塞德利茨的情绪陷入了低潮。NKVD的官员们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重新调动他的积极性,他们甚至在塞德利茨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个特制的大蛋糕,上面有四朵用杏仁酥糖做成的玫瑰,NKVD说它们分别代表了塞德利茨的四个女儿。

就像所有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一样,塞德利茨也会无端地突然爆发的乐观主义情绪。7月20日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已经失败,接踵而来的是盖世太保在全德国范围内对德国军队反抗行为的镇压。在听到冯·维茨勒本被处以死刑的消息后,斯特雷克被说服签署了一份呼吁反对希特勒的声明,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对塞德利茨非常的鄙视。

1944年8月8日,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汇报,保卢斯终于在一份给德国人民的宣言上签了字。但是后来保卢斯给北方集团军群的一份投降声明,却是NKVD在“谢尔巴乔夫同志的授意下”伪造的,并且在8月21日,强迫保卢斯和其他29名被俘将军们签了字。

在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之后,保卢斯的声明再次地触怒了希特勒。在元首看来,保卢斯已经完全屈服于他的苏联逮捕者了。但是,从随后一年半的被监禁生活来看,保卢斯并未如希特勒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屈服于他的苏联逮捕者。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上尉,在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中被打死了,这使他得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认识到自己此时所肩负的任务。

他希望尽全力能将战争的失败降到最低限度,并且尽量地减少无谓的牺牲。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上尉,则根据施芬哈福特(Sippenhaft)法令[ 编者注:一种“株连法令” ]在不久之后被德国政府逮捕了。那年秋天,他们的罗马尼亚母亲埃列娜·康斯坦丝·保卢斯——一直以来都对纳粹党不满意——得到了盖世太保的通知,如果她放弃保卢斯的名字,那么她将被赦免。

据说这位母亲在听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不屑地转过了脸。于是她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一个集中营中。(值得指出的是,双方在对待俘虏方面都不曾表现出什么骑士精神,单纯指责苏联人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