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大约在2007年前后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伴随这一转折的发生,经济在通货膨胀、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层面都在承受一系列的压力。食品价格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裂口和潜在增速的快速下降是其在总量层面的主要影响;在结构层面上,我们将会看到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性上升,大众消费和服务的兴起,机器对劳动力的广泛替代和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替代。

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了吗?

关于中国是否走过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存在很多争议,最大的原因是数据的处理和证据的收集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处理了一些独特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证据进行讨论。(一)不同农产品的横截面数据表明,农产品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暗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过去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量
图1是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 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它度量了不同作物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密集程度。

越向右边,农作物的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就越大。例如,为了生产给 定的产量,最右侧的谷子、花生和油菜籽对劳动力的消耗密度要比小麦和粳稻大得多。

这个图的纵轴是2000年到2007年,不同种类农作物在7年 时间里价格的累计涨幅。我们使用长时间序列的价格累积涨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影响。例如洪涝灾害、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 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等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之内对粮食价格形成过程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用较长时间的累积涨幅,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 掉。

在这个散点图上我们能明显的看到一个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它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超过0.

7,拟合优度等统计指标也在非常高的水平上。
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上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其其一些因素,比如 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程度呈现如此强的相关关系。
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在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来看,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在比较长的时间上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二)通过估算农民机会成本可以得到中国劳动力供应曲线,暗示中国经济大约在2007年前后走过刘易斯拐点
在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关于劳动工资的统计数据,实际上主要只覆盖城镇居民,甚至只覆盖国有和大型企业。

保姆和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在现有的宏观总量统计体系之中是找不到可靠数据的。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劳动力成本是如何变化的呢?
在谈论具体的估算之前,我们先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以现在的知识我们知道:包括地球、太阳之类的可见物质占到宇宙全部质量的3%,剩下的97%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

暗物质是看不到的,那么该如何研究它呢?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研究暗物质的重力场效应。因为如果暗物质是存在的并且有质量,这就会对途经它附近区域的光线产生重力场效应。通过重力场效应我们可以反推出暗物质的存在,并且可以计算出它的质量。
同样的,我们在宏观总量层面上无法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多少,但是既然它是存在并且是变化的,那么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效应。

我们认为这个效应首先会非常强 地在农产品领域显示出来。在前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低端劳动力工资在农产品横断面上的影响,而在时间序列上,这样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入等费用,倒推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图2就是我们的估算结果,它计算了一个标准的农民工在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回报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

但是从工业部门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一个农业的边际产出是什么呢?
实际上,使用一些简单并且合理的假设,经过一定的思想上的变化和简单的数学处理,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线性地变换为工业部门的低端劳动力供应曲线。

简单来说,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就是工业部门所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以此为基础,我们容易看到,从1990年-2004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几乎是水平的。

但是进入2004-2005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为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
在劳动力供应曲线中,在左侧很长部分几乎是一段水平线,但走过拐点以后是向上倾斜的。这种供应曲线就是刘易斯1954年所假设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其陡峭部分与最低生活水平支出相对应的交点可以理解为刘易斯拐点。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议说,2004、2005年的上升是经济周期性的因素所决定的,这有可能。但自那以来的持续上升显然超越了周期因素的解释能力,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07年前后。

刘易斯理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在劳动力供应曲线的左侧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定价方式不是根据古典经济学中边际产出的效率原则来定价的,而是根据维持必要的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水平来决定的。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条件下,边际劳动力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其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家族内部和社区之间的相互支持。

这样的定价方式什么时候能够被放弃呢?随着剩余的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部门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当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高于其维持生计所 需要的水平的时候,这种定价方式就被放弃,并转化为效率定价,这样的转折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或者叫“刘易斯第一拐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严密的刘易斯理论描述下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画的水平线,而是比这个更高一点的水平。比这个水平更高一点的水平代表了在 农村生活的时候,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其所需要的收入水平。

但是这个水平的右侧,一定会和图中向上的曲线交叉,这个交叉点就是严密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
(三)我们的估算合理么?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草根层面的调研数据与我们估算的农民机会成本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我们的估算是否合理呢?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些草根层面的数据(表1)去说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估算(图2)的合理性。

在2009年,农民工一天的收入水平大约在55元附近,按照每个月25个工作日来计算,收入水平就在1400元附近。

在2009年3季度,国家统计局的农调队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调查结果是1389块钱,在东部沿海是1450元。这样一个草根层面上所调查出的数据与我们根据粮食价格所倒推出来的数据是相当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