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治家格言 从《新治家格言》管窥张元济廉洁思想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华东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元济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和文献学家,在图书出版、古籍整理、版本目录学、校勘学、藏书和图书馆学等领域贡献卓著。他还是一位爱国者,一位廉洁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的廉洁思想在其手书的《新治家格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治家格言》的廉洁内涵

清代江苏学者朱柏庐所著《治家格言》,从旧时代的道德观出发,规劝人们安分守己、修身养性,被后人称作“朱子家训”,广为流传。

1948年立春,82岁高龄的张元济在肯定《治家格言》体例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撰写了584字的《新治家格言》,这可算是对他一生处世立业、亲身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修身”以为人。张元济在《新治家格言》的首句就提出,“为人之道,修身为本”。 修身,是一种思想品质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改造,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反省、检查、约束自己;二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这种反省而逐步形成某种情操,达到某种道德境界。

修身,旨在为家国百姓。在张元济看来,修身之本在于正心、在于仁、在于善,存善心,行善事,做善人。而善是“修”来的,绝非天生就有。如果“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子不孝、兄不亲、父不严、夫不尊、官不廉、民不敬,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主持编辑了多种修身教科书,如《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简明修身教科书》等,开启了近代国民教育的第一步。

“自立”以处世。张元济认为,“人贵自立,须知有志竟成,民生在勤,漫冀不求而获”。他十分推崇孔子的“自立”、“廉洁”、“勤劳”之说,主张“一日之计在于寅,诸宜乘早。七有不堪总由懒,切莫贪闲”。他主张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不是消极地依靠父母所赐、朋友所助,不是靠请客送礼、摧眉折腰乞求而来的施舍,更不能靠贪污受贿、巧取豪夺。

这是张元济对儒家“自立”、“廉洁”、“勤劳”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喜新”以除旧。张元济自认“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他在《新治家格言》中提出,“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

这是张元济对于丧葬仪式的“喜新”论。他认为,厚葬并非礼制,且仪式繁杂、耗费巨大,只有少数大户才操办得起。而其他人家因无力厚葬,又担心薄葬死者有违礼制而受到非议,只好将棺木停放起来,待日后再葬。张元济曾痛斥这种现象“最为恶习”,并在《新治家格言》中明确提出,“迷信必当破除,不作无益害有益”。张元济反对庸俗礼仪、崇尚新风的进步思想无疑是可贵的。

“仁心”以待民。张元济认为,“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又提出,“家有雇佣,并宜善视;曾侍先代,当以伯叔相尊;若在少年,视如子弟之列,昔为主仆,今同主宾”。“四民”,乃从事“农、虞、工、商”之人,喻指社会一切民众。

在张元济看来,不管是种地的农民,还是经营的商人,富也好,贫也罢,都应一视同仁,不分贵贱。张元济曾在《谈绑票有感》一文中提到:“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

”他在给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身历险境而不畏惧,脱险后还替绑匪辩护,打心底里同情绑匪的境遇,这就是张元济的仁心、胸襟和气度。

张元济《新治家格言》中所蕴含的修身、自立、除旧、仁心等内涵,是张元济廉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一生孜孜追求和实践的人生价值所在。

身体力行彰显廉洁风范

大公无私。张元济历来重责轻利,他在公司规定自己每年所得红利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每遇身体不适,虽照常上班却拒受全薪;如遇病休,则要求公司停发工资。至1926年退休,张元济在公司的积款连本带息达到5100多元,公司请他提取,他坚持不收。

最后,公司只得按他建议把这笔钱当做教育基金,为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在用人方面,张元济提出“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方针。他认为,“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当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专业是经济管理,可算是商务方面亟须的人才,但张元济“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退休后,张元济义务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重要文献的编辑工作,对于公司奉上的酬薪支票,“……断断不敢拜领,原票注销缴上,敬乞收回”。

铮铮风骨。上海沦陷后,张元济一家生活日益窘迫,在亲戚的建议下开始鬻字为生。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人送去一幅画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张元济从支票的印章发现索字人是傅式说,断然拒绝,退回支票,并修书一封:“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节俭慷慨。张元济崇尚俭朴,经常教育晚辈勤俭持家,不要养成奢侈浪费之恶习。他广交八方人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信件。他把信封积累起来,每过一段时间就让家人把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好,再次利用。张元济生活节俭,心系民生,为支持家乡教育慷慨解囊。

抗战胜利后,他在接受《新闻报》记者专访时流露出对家乡海盐教育状况的忧心:“八年战争的结果,海盐的房屋被毁了百分之八十,这里的老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似乎就更有问题了。

”1951年4月,85岁高龄的张元济虽已瘫痪,心里仍挂念着家乡的教育。他致函海盐县人民政府,表示“愿将祖遗坐落城内虎尾浜现租与县立中学(编者按:每年象征性收取租费大米一石)使用之房屋全所并余地捐与该中学为校舍”。

在张元济的一生中,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以上几例只是对其廉洁思想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