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句子 赤子其心——谈张元济先生其人其事
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张元济先生就有在海盐建一座图书馆的愿望。1921年我祖父朱希祖先生致信张元济先生说:前数年曾拟在海盐城内创立一图书馆,一面收藏新旧普通书籍以启邑人知识,一面征求邑人著作以保存文献,以力微未遂厥志。频年在北京见邑人遗着颇多,益觉此事之不可缓,先生力量较厚,未识有暇能提倡此事
张元济回信道:
建设图书馆,弟久有此意,责以提倡,弟何敢承,但愿先以一人之力从事收罗,俟机会到来,再以公之于众。
张元济先生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这之后商务印书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不知名的里弄企业,发展为中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成为中国最具实力、最有贡献的文化企业,张元济先生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张元济先生与我祖父是好友,又是亲戚,但在公事面前,绝无私情。1919年冬,刘半农拟赴欧洲留学,托我祖父朱希祖向商务印书馆接洽,在刘留学期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稿以作学费。11月20日朱希祖致信张元济说合此事,开出六款条件:一、月约万字,费五十元。
二、署名依原稿。三、材料为文学、语言学及调查。四、稿件由作者负责。五、期限如留学期。六、稿不限按月寄,但求总数不离左右。张元济于12月6日复信朱希祖云:“刘君如能将留欧中见闻所得,随时见示,甚为欢迎。似不必拘定时期字数,俟寄到时,如可代为发表,当随时酌定稿酬。如此办法,似较为活动云云。”(《张元济日记》第677页)
1925年,我祖父朱希祖先生准备将自己所收藏的、被王国维称为“天下郦书第一”的《明抄宋本水经注》自印发行,托张元济筹划。并想请商务印书馆代卖预约券,张元济先生回信云:
命估影印明钞宋本《水经注》印价,照原样大小,每张连史纸只能印六叶,每石只能印两叶,故甚为吃亏,兹附去估单一纸,敬祈察核。依此计算,成本须二千三百余元,每部定价十二元,预约八元,全数售尽可收入四千元。托人代售尚须给以手续费,所赢不过千元。
如改为四开式,比原样缩小纵一寸弱,横一寸强,内匡必须缩小较多,则成本可减轻三分之一,定价亦可较廉,销数自可较旺,统祈裁酌。如为再版计,欲留底版,则尚须加底版价。第二次印成本较轻,利益较厚,出版家能获利者,亦即在此。若仅印一次,不复再印,即令初印之书尽数售去,亦终归于损失也。再,发预约手续甚繁,敝公司不克代办,缘同行甚多,援例要求,殊难应付。谨先陈明,尚祈鉴谅。
在这封回信中一方面表现出朋友间的细心筹划和一个出版家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而无私的诚恳。
商务印书馆是个大企业,但办大企业就像治理一个家庭一样,需要注重细节。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在张元济与朱希祖的通信中有许多内容是买书,张元济是为商务买书,所以格外尽心、细心。在搜集百衲本廿四史的底本时,张元济致信朱希祖说:
厂肆为古书渊薮,不知能觅较佳之本否?敬乞代为留意。除嘉靖补刊无须外,其余如有宋元旧椠尚属清朗者,即一二残册,亦愿得之。但乞勿告以为敝处所求,此意当蒙鉴察。
因为北京的书商,只要知道是商务印书馆要书,就一定加价,所以张元济才会有如此之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元济先生的细致。
张元济先生对商务印书馆的赤子之心还表现在他的虚怀若谷,察纳雅言之上。元济先生与我祖父虽是很好的朋友,又带一点亲戚关系,但他们相差12岁。当我祖父朱希祖先生14岁的时候,张元济先生已经进士及第;当我祖父考中秀才时,张元济先生已经是名动京师的“新党”了。
尽管如此,元济先生在我祖父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本色。百衲本廿四史中《新五代史》用的是曾三异的刻本,张元济先生写了《新五代史跋》,并将跋文寄予我祖父,我祖父指出了其中的一条错误,张元济非常高兴,欣然采纳,并致信我祖父说:“蒙指示讹谬,何胜感幸。”祖父对张元济的态度也很感动,回信说:“蒙俯纳狂妄之谬见,足见虚怀坦白,不胶成见。甚佩,甚佩。”
商务印书馆发展为一个大企业,大家在宏观上都有不少论述,但我想除了宏观的东西以外,像张元济这样的大家,公而无私,精打细算,注重细节,虚怀若谷,察纳雅言等品质,这也是商务之所以能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张元济先生对家乡的挚爱,主要表现在对家乡文化的挚爱上。海盐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我们的先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化典籍。搜集这些典籍,不让他们散佚,成了张元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张元济说:“乡贤遗著,断不可失之交臂也。
”他和朱希祖不惜重金购买乡贤遗著,还经常要被书商宰一刀,朱希祖在1924年3月10日的信中说:“文英阁每逢海盐人著作,价必特别昂贵,已无办法也。”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互通信息,互相帮助对方购买海盐地方文献。更为卓越的是,他们怕这些买来的文献在那动荡不定的社会中葬身战火,还互相抄录对方的藏书。
朱希祖是藏书家,家中所藏海盐地方文献较多,在朱希祖1927年1月(无日期)致张元济的信中,开列了自己所藏的海盐文献有126种。1924年12月15日朱希祖致信张元济:
希祖久蓄此意,以为吾二家所藏邑先哲遗著,凡未刻稿本及已刻少见之本,均当互相借抄,俾多留一份,或可不致散佚。
张元济12月22日回信:
借书互抄,昔人尝行之,况为保全故乡文献,弟极愿遵办。……乡贤遗著,断不可失之交臂也。
张元济于次日就应朱希祖之请,将自己所藏《茗斋诗稿》六册,《平寇志》六册寄与朱希祖抄录。又于1925年1月15日收到朱希祖寄来的书籍17册,其中有张元济需借抄的《曹氏先德录》、《浪吟集》、《淳村集》、《廉让堂集》;有还回的《吾亦庐文稿》、《淡巴菰唱和合刻》;还有代购的《茗斋杂著》。
像这样的事例,在他们的信札中是不胜枚举的,如1926年5月29日张元济在致朱希祖的信中一次就开列了27种需借抄的书目。在这一笔一画的抄写中,凝聚着多么难得的赤子之心。
张元济年轻时先后有两位老师,先是查济忠,字荩卿,县廪生,张元济说他:“天才卓越,于学无所不窥;纵笔为文,不假思索;豪气奔放,殊有濯足万里、振衣千仞之慨。”(引自张人凤《张元济》第8页)。但此人怀才不遇,不及四十而卒。后一位是丁忧回乡的翰林朱福诜,字桂卿。
1924年5月22日,朱希祖得查荩卿先生《寄庑楼诗稿》,立即致信张元济:
查荩卿先生《寄庑楼诗稿》一册已借得,现正抄录,将来当以原稿及抄本一并寄上,求先生为之序刊,亦一佳事也。
张元济6月21日回信:
荩师遗稿甚盼一读,异日自当印行,此为后死者之责,况当年立雪耶?
到1926年5月17日,朱希祖将查荩卿的《寄庑楼诗稿》寄呈张元济。到1928年春,《查荩卿先生诗集》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张元济寄给朱希祖20册,请其分送北京各学校图书馆及同乡。
朱福诜先生生前,其文稿未能印行。朱福诜有子四人,长曰冠侯、四曰临侯,这临侯先生是朱希祖的连襟,所以张元济1926年7月2日致信朱希祖,托其查寻朱福诜遗稿下落,准备先借抄,再印行。但后因朱福诜后人不肯借出,此事只得作罢。
但张元济对朱福诜的后人一直十分关心。朱福诜后人家道败落,1936年朱福诜的孙女朱宗桓去上海见张元济,张元济对其情况并不了解,见其可怜,准备在上海某学校为其谋一教员之职,但朱宗桓从小未受过正式教育,年纪又已39岁,于是张元济致信朱希祖,问有无可能在南京为朱宗桓找到工作。张元济信中说:
桂卿先生孙辈几无一人能自立者,宗桓夫家如是,母家又如是,身世悯然。闻其幼时,未入学校,所受教育殊浅,今年已三十有九,补习恐亦不易,临侯身后萧条,夫又远出不返,察其□说,必甚艰苦。最好先谋一事,姑自糊口。弟拟为之学校谋一国语教员,然上海人多,□即未□有成。不知南京有机会否。
此事虽无结果,但张元济先生对老师的赤子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在人情淡薄的今天,张先生的古道热肠,就更显可贵了。
与张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比,这些小事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细节,足以表现出先生的真性情,正是这些小事,每每使我震撼,使我感动,使我感到他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冬日负暄的老人。平凡的小事,体现出先生博大深厚的赤子之心,这也是他的伟大之处。(朱元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