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生当乱世如浮 陈梦家:生当乱世如浮萍

陈梦家,著名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提调(相当于院长)陈金镛的儿子,原籍浙江上虞,生于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长大。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重要成员。

陈梦家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拿到了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16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并立即扬名。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其后赴京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半年后转燕京大学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赵萝蕤。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早年曾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1926年,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赵家迁往北京。

这一年,赵萝蕤14岁。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陈、赵的结合,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关系。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语)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在美期间,陈、赵夫妇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赵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为校方多方搜集青铜文物,干劲十足。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 著名学者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他回忆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看得出来,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

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

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相继展开。中国文联还发出号召,让艺术家们举办各种义展、义卖,捐献稿费、版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了,不免发牢骚说:“这是‘1984’来了。

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社会严重收紧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反右”中应声落马】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浪漫派诗人向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位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建国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

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其芳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抒情诗败坏了胃口,他唯有闭嘴,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那样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

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政治气候一下子变暖,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也被重新“挖掘”出来。

陈梦家觉得他作为一位作家重新出现,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于是,他便刻意与当时并不光彩的“新月派”划清界限:“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大合适,当时我只不过是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

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这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选也重新与读者见面,陈梦家写了一篇《谈谈徐志摩的诗》的文章,发表在《诗刊》上。

在当时任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的日记里,记有陈梦家当年的一些情况:“到十一时,唐祈说陈梦家正在《诗刊》谈到我的《深深的山谷》,我和丘琴一起去和他谈了好一会。

他赞扬了我这首诗。到十一时半,我约他们去吃饭,在崒华楼且谈且吃,搞到一时半多。陈梦家极健谈,他有他的见解和人生态度,又大骂了一阵刘绍棠,主张在整风中好好整他。”(1957年5月17日)“陈梦家来,谈了一下他对右派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右派分子老不满足。

又催我早些看他的编好的诗集……”(1957年7月9日)显然,在“反右”前的一段时间里,陈梦家在政治态度上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后,因为政治气氛的突变,便再也没有了关于陈梦家的记录。

1957年“反右”斗争一开始,陈梦家应声落网,他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

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

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

“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陈梦家的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是他没能正确预测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风流潇洒,恃才傲物,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容易引发“仇富”心理。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家中已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他搜罗明式家具,也多在此一时期。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话讲“文人相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岂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20世纪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

陈梦家为此很反感,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松时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

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

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是有的,但绝对称不上“恶毒”。

自1957年7月13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对陈梦家的批判就没停下来过。郑振铎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录:“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

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由此可见当时陈梦家自我检讨之艰难;可见那种唾面自干的自我作践,对一个清高出尘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大的痛苦和煎熬。

而“热,晚上有大雷雨”看似闲笔,却又像当时政治空气的隐喻。陈、郑二人算是朋友,对文物、旧书有着共同的嗜好,但政治风向变幻莫测,二人也只能形同陌路,以求自保。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有的还火药味十足。如唐兰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仅在学术道德上将陈梦家定性为“偷”“盗”,更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将陈梦家一举打倒:

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利,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具;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陈梦家在完成了甲骨学巨著《殷虚卜辞综述》后,用稿费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18间平房,此举使不少人眼睛登时变红,于是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

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特别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批陈开始后,曾做过陈梦家助手的李学勤当即写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文章不仅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在文章的结尾,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经此一役,陈梦家彻底倒下,不但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利,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没了下文。

写出过《寻路中国》《江城》等著作的美国《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就此事采访过李学勤,何伟想不明白,一位诗人、学者何以招致如此不堪的批判,而且很多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李学勤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

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

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李学勤解释说,他在评论里面所写下那些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

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那一年,李先生才24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还有大把的好机会。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

【考古学家的陨灭】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在兰州呆了两年后,60年代初期,政治气候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却爆发了。

1966年8月,“死老虎”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重新揪出来“批判”“斗争”。夏鼐八月九日的日记记载:“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

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8月的北京,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陈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文革”一开始,就被人以征服者的姿态,住进了原属于顾颉刚先生的一间正房,并在院子里搭起了厨房……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地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接二连三的运动让他没过过几年安稳日子,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

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几成陌路。(“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约10万字的关于陈梦家的书,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

很难想象,这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活了下来。夏鼐在日记中记下了其中一些细节:“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

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

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日记中的蔡女士不知何许人,陈在遗书中说“群众侮辱了他”,也许指红卫兵把他和蔡女士的关系作了侮辱性联想。

何伟后来曾采访过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后者回忆道:“他吃了安眠药,不过没能成功。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我赶去他家,他们的门上贴了批判梦家的大字报。我进屋看到红卫兵已经守在那里。‘好得很’,他们说,‘你这叫自投罗网’……”陈梦熊被毒打了一顿,因单位来人接应,他被暂时放了回去。

“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陈梦熊说,“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梦家在医院住了一阵子,但医院很快把他给轰出来了,因为他的背景问题。大概过了一周,他就自杀了。有个跟他们夫妇俩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发现他的。我当时没法去他家里,因为我自己也在被批斗。没有办过任何丧事。”

9月2日,陈梦家再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

据曾负责看管陈梦家的考古所工作人员老杨回忆,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后,考古所就派了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专门看管他。那么,陈梦家是如何自杀成功的呢?老杨回忆:“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

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此时,一位“自绝于人民”的诗人之死,已激不起任何涟漪。夏鼐九月三日日记:“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九月五日日记:“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云淡风轻,不多着一字。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

”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当年那位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李学勤在回答何伟的访谈时说。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

没有忧愁,

也没有欢欣;

我总是古旧,

总是清新……

也许有天

上帝教我静,

我飞上云边,

变一颗星。

——(《铁马的歌》)

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明思历史,洞见未来——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是对的!

放松身体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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