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汪民安:哲学家怎样“批判”家用电器?
当国人对马桶盖趋之若鹜,哲学家怎样思考家用电器?
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
这是刚出版不久的《论家用电器》中描述的,这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
我们的生活陷在家用电器的网络中,却甚少反省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相当深刻的,既影响到家庭空间部署,又影响到家庭伦理关系。
“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
汪民安将家用电器作为传记的对象,揭露了洗衣机、电冰箱、手机、电视机等电器在家庭生活中所展现的空间权力结构。
那么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机器之作吗?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他告诉记者,他并不喜欢批判,但喜欢怀疑。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写家用电器时并没有使用很多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而旧作《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您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很多“物”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物”的生与死很多时候是一个时代决定的……
汪民安:是的,我没有使用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我理解你说的外部分析,就是强调物是如何被时代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时代和历史所淘汰的。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徐敏有几篇谈论这样问题的文章非常精彩。比如他分析录像机是如何走私进来的,如何在中国普及的,又是如何在几年之内被快速地淘汰的,还有与之相关的录像厅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等等,他的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和历史调查,非常具有说服力。
这些研究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我要说的是,完全不同于时下众多回忆80年代的角度——展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分析。
但我的意图有点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对机器的使用,尤其是在家庭中使用这些机器的经验。我把这些机器尽可能限制在家庭空间之内。
这也是我将自己局限在家用电器方面的原因。我不仅想表明,这些家用电器带给个人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还试图表明,它对家庭产生什么影响,不仅对家庭的伦理关系,而且对家庭的空间关系诸如家庭的部署等等产生什么影响。
事实上,家庭伦理和家庭空间密切相关。不过,我并没有对此做大规模的社会考察,我无意于此,也不擅长与此。我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我的论述的。这次,我不是在桌前摆满一堆书,翻几页书,写几行字。
我的桌面上空空如也。我一边写作,一边回忆,有时候还长时间地盯着这些机器就像画家正在描摹它们一样。使用这些电器的经验逐渐浮现,我快速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提出了一些问题,发表了一些感想,仅此而已。但是,您或许会问,一种个人经验有何代表性和普遍性呢?我的回答是,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是历史性的,是具体而独特的。
但是,每一种独特性都带有某种普遍性。人们常常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似乎普遍性的前提就是要消灭独特性。
但是,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肯定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和具体性就没有普遍性。普遍性和独特性应该相互肯定。现在,我越来越强调独特性和具体性的经验。我把它展示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机器使用经验,但这难道完全不是时代的经验吗?
澎湃新闻:今天的物化、异化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从整体上你怎么评价当今人在机器中迷失的状态?你持有马克思式的批判立场吗?
汪民安:异化和物化是马克思和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批判用语。
它们的脉络和意义非常复杂。如果非要对它进行最简单概括的话,它指的是人们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反过来控制了人本身;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物和物的关系;物塞进了人的意识中并牢牢地控制着他们。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都和商品及其普遍生产脱不了干系。在今天,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愈演愈烈。人们的意识完全被物所控制。今天人们普遍意识的主要客体不就是一套舒适的住房吗?所有人都为此殚精竭虑。
在卢卡奇那个时代,机器尚未进入家庭,机器在工厂之中。工人们在机器上被迫地适应它的节奏。机器是异己的力量,它对人的吞噬非常残酷——今天很多人提到的血汗工厂仍然大抵如此。但我分析的是当代家庭中的机器。工厂中的机器和家庭中的机器有所不同。
家庭中的机器看上去是非强制性的,看上去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它,就像人们打开电视或者电脑好像是自主的一样。但是,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乃至电脑已经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嵌入了生活从而构成了生活本身。
一旦它们从生活中被剥离出去,人们就会感觉到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在书中谈论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当然,家庭对机器的依赖,这说不上是迷失。机器带来的方便显而易见。在此,我也很难说对机器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我不过是试图暴露它们的运作机制,这些机制太日常了,以至于我们很少对它投以质疑的目光。
我确实引用了马克思一次。我在书的后记中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有引文。引文在这里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演戏。
你知道,没有引文很难在所谓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必须装点一下。这就是我要用引文,包括引用马克思的主要原因。我对机器谈不上批判。尤其是家用电器。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批判,但我喜欢怀疑。
批判是用一种立场取代另一种立场。怀疑则是对一切立场都表示批判。
澎湃新闻:著名的英剧《黑镜》用极端的情境展示了电器、数码产品发展到一定条件之下呈现的黑暗人性样貌,而您的物的抒情诗基调还是有温情的。
就您自己而言,对于家庭居住空间,是不是有一种迷人的乌托邦想象吸引着您?
汪民安:家庭住宅谈不上有什么迷人之处,更谈不上乌托邦想象。
对我而言,家庭空间就是一个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我必须吃饭,必须睡觉,必须工作,我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当然,我也绝不排斥这里。
而家用电器不过是家庭这个空间的必须配件,它们内在于住宅结构本身,是住宅的有机部分。住在家宅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就住在电器之中。
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里,许多人精心收拾房间,一尘不染,考究的家具灯饰,合理的空间区隔,沐浴在阳光中的宽大阳台,以及巧妙地点缀在房间中的花花草草,所有这一切都舒适怡人。
这或许是一个迷人的空间?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一个沉默的空间,一个沉默的空间比一个整齐舒适的空间对我来说重要得多。我能忍受凌乱,但不能忍受喧嚣。你之所以觉得我充满了抒情的基调,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家庭空间是我能回避他人的唯一地方。
如果不呆在家里,我还能呆在哪里呢?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和他人相处,而是说,我不愿意参与到一些我没有兴趣的人事之中。你知道,在被迫跟一些乏味的人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多么迫切地想回到家中——这个时候,家庭空间确实充满了迷人之处。
澎湃新闻:您说过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那么相应的反抗是不是也从家庭空间入手?
汪民安:我十年前的文章近乎有点开玩笑地说家庭空间体现了父权制。空间生产体现了父亲(家长)的力量。这么说,有它合理的地方,你看看孩子在家庭空间的部署和选择方面有什么发言权吗?但随着孩子的长大,我要修正自己的观点。
今天,孩子通常是家庭空间中的主权者。家庭通常是围绕着孩子而运转的。反抗和争斗,既有孩子对父母的反抗和争斗,也有父母对孩子的反抗和争斗。
澎湃新闻:您认为90年代因为房屋商品化使得中国的家庭空间开始施展力量并塑造家庭,而20世纪随着城镇化蔓延、房地产掠夺式开发和房价飙升,大众的居住观也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空间的生产有哪些变化?
汪民安:只要房价很高,只要房产是家庭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经济事件的话,家庭空间的生产就很难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家庭空间生产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当然,90年代是一个开端,所有人面临着住宅的私有化问题,也就是说,所有人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住宅市场上孤注一掷,倾尽全力。
这就是这个世纪头十年席卷整个国家所有阶层的残酷的空间之战。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空间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今天,这场战争开始逐渐落幕,但它最后的结局尚未清晰显现,它也未得到有效而生动的事后分析。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通过这场空间战争已经获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对住宅的需求也许并没有那么迫切了,至少在可见的眼前没有那么迫切了。而且,有点讽刺性的是,人们开始买房是担心将来无房可买(这就是空间战争的重要根源),但是,后来发现,无论买了多少房子,总还是有大量的房子等待出售。空间消费的速度比不上空间生产的速度。毫无疑问,围绕着住房的空间之战还会继续下去,但它的剧烈程度会减低。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让人想到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在诗意之中呈现出一个抽离、抽象的家庭空间,在我看来您笔下的家和电器甚至带有一种陈列的遗存的视角,而人性在其中是相对缺席的。写作“物的传记”是否会带来“人”的空缺?
汪民安:以物为主题的写作当然是以物为主。
我写过几本讨论所谓“观念”、“思想”或者“人文”的书,我有点厌倦了。我觉得有必要谈谈非人的东西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垃圾的文章,也写过一点有关植物和动物的东西。我一直在为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而做准备。不过,这些非人的主题并非和人没有关系,只不过它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它转换了视角来谈论人,或者说,它不再是作为人的配角来谈论人,它们在和人的关联中都有自己的能动性。
谈论物,谈论机器,谈论动物,将它们上升为书中的主角,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人从这个舞台上删掉。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同目前欧美新近的哲学时尚“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看法。他们重视物,但是,代价是要将人牺牲掉。
我的观点是,物很重要,它可以对人产生能动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没有人。我写过一篇长文来讨论在物的研究中人所占据的位置,本来想把它作为《论家用电器》的前言。但是,我发现它太理论化了,同整个书的风格不匹配,就把它拿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