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杨奎松 杨奎松出版"革命四书"讨论革命如何发生
杨奎松认为,要解答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事件,“必须要先回到历史中。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讨论,就没办法回答当下所存在或所发生的或今后可能存在发生的问题。”
《“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四本代表性著作。这四本历史著作以合集的方式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并冠名为“《杨奎松著作集》”。
昨天,“杨奎松新书对谈”在北京举行,杨奎松、杨天石、陈永发等学者出席对谈。杨奎松在对谈会上说,他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将转移到建国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告一段落。
对学术生涯的阶段性总结
因为前天的大雨,原本计划来到北京参加“杨奎松新书对谈会”的许多知名学者未能到场,如哈佛大学学者裴宜礼等。
此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杨奎松著作集》,以“革命”为主题,将杨奎松的四部经典著作合而为一,这既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又具有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近几年,杨奎松的历史研究影响颇巨,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
结集出版的杨奎松四书,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
其中,《“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内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叙事宏大,是对中共革命由来及其经过的全景式论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聚焦人物,是对苏俄作用下中共领袖曲折成长经历的剖析。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着眼于中国两大革命党,即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分合纠结、力量消长的互动经过。《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以1949年以前长期居于革命主导地位、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与政策变迁为考察对象,解读两党关系变化全程。
《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则是对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这一重大事件背后中国共产党、苏联、蒋介石、张学良等方面关系的一种描述。
“同情之理解”研究历史
昨天,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杨天石说,这些年史学相对繁荣,出版过各种各样的近代史著作,“我觉得奎松的这四本书应该说是代表了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不可以不读。”
把这四本旧书以合集方式再版,杨奎松在昨天的新书出版对谈会上说,这是“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下面全力以赴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杨奎松就开始做历史研究,他说,“我的志向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一遍。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差不多30年,我现在刚研究到上世纪50年代。换句话来说,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个段落。”
杨奎松下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建国史,对于这段历史,他说,“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但他承认,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又没有办法全都看到。”
史料使用非常丰富
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对谈会上感慨,杨奎松的著作“资料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资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有大量的史实也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此,杨奎松却说,写这套书最大的阻力就是资料,“在1980年代我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但是机缘巧合,当时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中央党校是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历史研究成果的地方。
“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看到很多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杨奎松在中央党校工作五年后离开,他认为有诸如编辑部后来被解散,工作受限制较多等原因。
杨奎松认为,这四本书很好地回答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
要解答当下
就先要回到历史
在会上,杨奎松还说,他做这些历史研究最根本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杨奎松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中去。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或者今后可能存在发生的问题。”
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是台湾研究中共党史的知名学者,他昨天在新书对谈会现场称,获取档案资料存在困难这一状况,在台湾的他感同身受。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陈永发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基本信念,总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必须要面对了解他们的历史,未来何去何从,不见得一定会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知识是需要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