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林昭与张志新之差异
老酷此文极好,转过来让网友们看看,只是不知道能否放行。纪念林昭——一篇迟到的悼文老酷
一、
知道林昭的事迹已经有五六年了,但是由于自负与傲慢的所谓个性导致的无知,我一直把她跟张志新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去观照。
直到最近看了胡杰拍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之后,我才对自己的自负与傲慢产生了一种警惕与厌恶。同时我也有了进一步的自省,我文字中的所谓“勇气”,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狡猾;我的所谓正义,也只是一种雕虫小技的投机;我为人类的软弱辩护虽然有很多合理的成份,但我内心的出发点却是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懦弱天性寻找一个左右逢源的退路。
正是因为身上的这些劣根性,我冷漠,我幽默,我健忘,为了渺小的肉身能够苟活,我以高标遗韵的方式同流合污,并且玩得轻车熟路。
同流合污,是中国读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我不敢保证自己以后能重新做人,但是至少面对林昭的在天之灵,在今天,在此刻,我愿意、也敢于不把自己肮脏的脚从污泥中拔了出来。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的良知已经自杀过无数次,以后可能还会自杀无数次,但是至少今天,我要阻止自己良知的自杀,我要让我自己的良知说出几句还有一口活气的人应该说的真话。
二、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喜欢探讨知识分子问题,谈论知识分子对于当下、对于未来如何担当的问题。而从英雄崇拜从未断绝过的读书人的软弱出发,总是无法从本土找到接近完美的标本,这个标本既没有勇敢者的暴力、又没有非暴力者的软弱。
而今,林昭被发现了,三十六年前,她怀着当代知识分子不具备的智慧、勇气和博大情怀,壮烈地殉了自己的信仰。
在内心深处,我是把林昭放在圣女的高度上来仰视的。把林昭当成圣女,绝无把林昭图腾化和偶像化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林昭是两千年基督教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在基督教史上,曾经涌现过很多殉教者,很多圣徒和圣女,而大多数殉教者,都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被以极其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的。但林昭的被害,却是在人类文明进程已经跨入二十世纪的中国,这实在耐人寻味。
个人的光芒,反衬出时代的黑暗,林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论把她放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是放在中国思想史上看,她的特殊性都无法抹杀。
基督教自诞生以来,经常以暴力的方式在世界上传播,它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一直是残酷而激烈的,甚至教内不同派别的斗争也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圣经》特别是《新约》中的非暴力思想一直未能真正地成为教派和教徒们的共识。
而在蒙昧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基督教真正进入后就像佛教一样变得比在原产地更加世俗化和功利化。无论“太平天国”的装神弄鬼,还是官方基督教组织的鹦鹉学舌,或者当今自由主义基督徒的精于算计,都跟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在洪秀全手里,基督教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屠刀,而在其他人那里,基督教要么被当成避难所,要么被当成口香糖。
跟伪基督和敌基督相比,林昭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真基督徒精神,她既不因自己的信仰歧视他人,迫害他人,也不把信仰当成谋求任何利益的工具,信仰只是她向死而生的一条道路。
林昭既不为了自己的虚荣对上帝说谎,也不因自己的软弱对敌人说谎,违心地改变初衷。当然她也没有选择我们至今仍然当作首选项目的沉默——另一种说谎。在狱中,她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书写,不停地抗议。笔被剥夺了,她就用血写;纸被剥夺了,她就在衣服上写。
在多年的囹圄生涯中,林昭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诗歌、随笔和日记,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在戴着双层手铐的非人囚禁下,用发卡和竹签蘸着自己的鲜血写出来的。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林昭的这些文字至今无人全部读到,人们对林昭思想的认识,只能通过只言只语,但这片言只语里,却能让我们发现在鲁迅笔下也难以闪烁出来的更高层次的正义光芒。
鲁迅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正义的化身,但是在险象丛生的白色恐怖中,正义非常容易被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所左右。鲁迅彷徨于左与右的夹缝中,既未归顺左,也未倒向右。他一直在怀疑主义中言说,而怀疑是不可能给人一种终极智慧和力量的,怀疑主义者的言说和行动,都只有理性的支撑,而缺少信仰的提升。
所以鲁迅对于人的爱不够博大,不够细腻。他既不能无微不至地爱身边的人,当然更不能去爱真正的敌人和他的假想敌。他只是黑暗夜幕中一颗颗闪着冷光的流星,而不是给人温暖给人安慰的黎明的曙光。
林昭则不同。她自然不是天才和大师,她既非文学家,也非思想家,但是跟鲁迅相比,林昭却拥有鲁迅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一是她的思想认识到了根子上,通过基督教,她懂得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伟大意义,而且明白了一切都只能由个人来担当,而不是什么集体;二是她以自己无所畏惧的勇气把这种思想付诸了在当时看是飞蛾扑火的、现在看却是雷霆万多的有力行动。
谁也无权苛求鲁迅当圣徒,做烈士,无权苛求任何人当圣徒、当烈士,但是做一个客观的对比,却能发现圣徒和烈士的精神确实是我们芸芸众生所缺乏的。我们对他们的敬仰和崇拜,只是一种自我放弃,是一种用欢呼和赞美诱使他人给我们火中取栗的拉拉队心理。
林昭的思想都是通过切身的生命体验中得来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林昭是一名一腔热血的进步青年,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非常不满。
出于对时政黑暗的逆反,她信仰了被控制、被打压的共产主义。年轻的林昭身上具有所有青年人都难免会有的幼稚和天真,她只知道当下的黑暗,却无法预见未来的黑暗。她没有看清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暴力轮回的历史,以暴力得天下者,终会以暴力治天下。
当那个已经从上升时期进入统治时期的利益集团成为执政党,并坐上了宝座,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引蛇出洞”的阳谋真相大白以后,林昭被彻底激怒了。她不再对这个自己曾经崇拜和信仰了很久的利益集团抱任何希望,即使她过去像对父亲一样尊敬的伟大领袖,在她看来也只是一个暴君。
她一封封地给利益集团及其喉舌写信抗议。
从对利益集团的同情、支持、参与,到怀疑、觉醒和抗议,林昭走上了一条彻底的异端之路。
她看出了人权被肆意践踏的悲惨现实,看出了民主与法制对这个国家的迫切。最后,由于一位难友的影响,她在狱中皈依了基督。她认清了非暴力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惟一道路,并以比皈依前更大的勇气去身体力行。
在许多方面,林昭都是无法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但是她站在宏观的人类和微观的个体这两种高度上,以一个个体的勇气坦然担当一切了可能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厄运,有此两点,林昭应该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国圣女。
我们在把鲁迅精神当成精神遗产继承的时候,应该给予林昭更多关注,从整体上看,林昭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鲁迅。
三、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像林昭这样被杀害的不同政见者还有很多。
然而,死与死是不同的。从悲悯生命的角度看,任何人的非正常死亡都应该受到生者的哀悼,屠夫的死和羔羊的死,都是人类应该避免的悲剧。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把死者不加分辩地陈列在一起,也是大有问题的。羔羊与羔羊不同,因为即使无辜的死者也有智慧和愚昧之分。
跟林昭同时代的张志新之死就是一种典型的愚昧的死。
跟当时千百万麻木者、懦弱者和助纣为虐者相比,张志新当然也是比较清醒尤其是非常勇敢的,也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位令人敬佩的英雄,是誓死捍卫公民权利的人权斗士。但张志新只是作为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而死的,她至死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信仰本身和自己赖以生存的体制的残酷性,她至死都是体制的谏官和忠臣。
遗憾的是,张志新的愚忠和死谏未能实现她当初的目的,即使是在她死后至今的三十年中,她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恰恰相反,张志新在死后被当成了执政党的挡箭牌和遮羞布。随着对***、“***”这些替罪羊的“深入揭批”,张志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宣传,执政党面无愧色地把过去的一切罪行全都一笔抹杀了,一起被抹杀掉的还有林昭。
四、
在二十一世纪初不减当年的红色恐怖中,知识界对林昭的谈论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林昭的名字,林昭在囚禁中以血书写的文字只有一小部分得以公开,还有一部分至今下落不明,是一直被官方秘密封存,还是已经被秘密销毁?无人能知其详。
林昭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如何能完整地被我们认知、理解、吸收和超越,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如此,通过对林昭的有限了解,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一种有别于鲁迅的不彻底反抗、也有别于胡适的不完全妥协的精神遗产,它当然还不是十分丰厚,但是足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让我们在彻底放下对虚妄的“知识分子”和更加虚妄的“知识阶级”群体的依赖之后,增加一种以更纯粹的个体面对体制,面对黑暗、面对恐惧、面对虚无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