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英烈篇”——我的父亲李大钊

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父亲牺牲在反动政府绞刑架下,他说过

为发展生命,有时也必须牺牲生命

李葆华

李大钊(前排中坐者)与《宪法公言》杂志社人员合影资料图片

【新民晚报·推荐】我在父亲李大钊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年七八月间,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父亲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表明父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如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1919年暑假,我们全家人从北京返回老家大黑坨,两三天后,父亲就带我来到昌黎五峰山。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提倡少变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写了一封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父亲在信中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

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同孙中山建立真挚友谊

从1922年底到1924年初,父亲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

由于父亲和其他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迅速发生转变,他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父亲被孙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担负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

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业中,父亲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非常感动,对父亲的为人也极为钦佩。孙先生不幸病逝后,中共北方区党委组织了隆重的追悼活动,父亲是孙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扶灵。

很早注意研究农民问题

1924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变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也促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冯玉祥的“倒戈”,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的建立,使北京政局变得异常复杂。

那时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父亲回到了祖国。不久,父亲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地区执委会,由他全面负责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1924年底到1925年初,父亲和中共北方区执委在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中间,开展了活跃、卓有成效的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大批党团员。我是这个时期加入共青团的。

当时,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1926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都来讲课。最后一课是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1925年12月30日到1926年2月3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父亲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安家落户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又说:“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父亲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坚决回击国民党右派

中共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认真分析了斗争形势,北方区党委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革命策略。

父亲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高级军官的工作,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父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市、区各级党部陆续建立,并成立了国民党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牺牲前一段时间,父亲主持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北方区委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很多要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带来了革命的生气。

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父亲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尖锐的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之流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清楚了。他们用种种手段破坏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要取消父亲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父亲代表我党同志发表了“意见书”,坚决回击,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

惨案当天他在群众中

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那天我跟着团组织活动,事先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

血腥的镇压完全是段祺瑞政府精心策划好的,他们竟然动用排枪、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在混乱中,我随着人流,向铁狮子胡同东边奔去,终于脱险。事后得知,从西口走的同志大多数牺牲了。

我回到家,听母亲说父亲也去了,而且一直没回来,她和妹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很晚才回家,他的脸和手都负了伤。原来,那天他和赵世炎同志在天安门前主持完抗议帝国主义挑起大沽口事件的十万人大会,也赶到铁狮子胡同参加群众的请愿示威。

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见到了他,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

受尽折磨不损斗志

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的一位旅长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暂避。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

1927年4月6日,反动的军阀政府突然包围苏联大使馆,父亲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

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以昂扬的斗志坚持斗争。父亲的朋友们把我隐匿起来,我只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报上说:“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等等。

父亲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正像父亲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的一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7年4月28日,父亲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父亲是为建立新中国为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的,他死得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