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觅诗记 |尹吉甫: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201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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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大多关于中国文学史或者诗史的论述,凡是谈到<诗经>者,几乎第一句话都是如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说:"整理编写<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大多关于中国文学史或者诗史的论述,凡是谈到《诗经》者,几乎第一句话都是如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说:“整理编写《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袁先生认为《诗经》的作者今天已经不可知,而刘立志先生在《〈诗经〉研究》一书讲述到了前人所谈《诗经》305篇作品中“有五篇作品在篇章语句之间已经言明作者”,这五篇作品的作者分别是家父、寺人、吉甫、奚斯,而“吉甫”之名出现过两次,故这样说来,实际上《诗经》的已知作者是四位。

这里所提到的吉甫就是尹吉甫,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人认定他就是《诗经》的作者之一,因为尹吉甫在历史上是有名有姓的一位重要人物,而其他的那三位作者似乎在名声上不如尹吉甫响亮。关于尹吉甫的祖籍,历史上有不同的几种说法,早期对他的记载资料较少,然而到了宋代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名叫兮甲盘。此盘有铭文133字,铭文的内容是讲述兮甲跟随周宣王征讨猃狁的历史史实,而这“兮甲”就是尹吉甫。

尹吉甫述评

按照专家们的解读,“尹”字为官名,“吉”是他的族姓,而“甫”本作“父”,是对男子的尊称,所以尹吉甫实际上是姓兮名甲,但历史都称兮甲叫尹吉甫,我在这里也就从俗。尹吉甫所处的时代正赶上周厉王“专利作威,佐乱进祸”,于是他被国人赶了出去,等到周厉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周宣王。

在周宣王的时代,北方的戎狄侵占领土,于是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带兵北伐,他将猃狁驱赶到了太原以北,而后接着南征,终于保住了周宣王的天下,所以他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人物。

这位尹吉甫是周代极其重要的人物。等到周宣王去世后,周幽王继位,历史上说周幽王后来听信谗言,错杀了尹吉甫,而后知道了自己所犯的这个重大失误,于是就做了个金头给尹吉甫安上,进行了厚葬,可是又担心盗墓者为了这个金头疯狂地挖掘,于是就造了十二座尹吉甫墓处在不同位置,让人无法了解到真假。

但这种传奇的故事后世流传较多,只是主人公的名称有着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件事也很难当真。张华田主编的《尹吉甫在房县的遗迹和影响》一书内收录了许多跟尹吉甫有关的传闻,关于尹吉甫之死则更为离奇,文中称因为尹吉甫帮着周宣王打天下,再加上他文才横溢,有人将这件事情奏上天庭,报告给了玉皇大帝,玉帝爱才如命,于是就把尹吉甫弄上天宫给他封了个天官,但后来王母娘娘过寿,玉皇大帝摆起了宴席招待各路神仙,而尹吉甫因为酒喝高了,就拉了王母娘娘的手,这样的举措当然令玉帝大怒,于是派雷公将尹吉甫碎尸十二段,所以才有了这十二墓。

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把尹吉甫吹得更加文武双全,但这种搞法反而让历史上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的线索,变得更加难以让人相信。

我们还是说《诗经》中提到尹吉甫的那两个出处吧。一是出于《大雅·崧高》,此篇中有:“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而另一篇则同自《大雅·蒸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今日所见的出处也不过就是这两处,细细读来,其实这两句话也可以有多解,但在历史上却有人极其欣赏这两句词,《晋书·列女传》中记载有东晋宰相谢安跟他侄女谢道韫的对话。

谢安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回答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道韫认为,《诗经》305篇中她最欣赏的那句话就是尹吉甫所作者。这位谢道韫为什么对尹吉甫如此的偏私?她是怎样的想法?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猜测,总之,尹吉甫所作之诗,后世果真有追捧者。

但以上所谈都是认定尹吉甫为《诗经》许多作者中的一位,张福庆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字号室名别称词典》中称:“尹吉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诗人”,中国第一诗人的桂冠竟然戴给了尹吉甫。钟伦纳在其《华夏文化辨析》中称:“305篇中署名的作者仅四人,而尹吉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然而钟伦纳这篇文章的题目则是“穆如清风:《诗经》采编尹吉甫”,看来他认为尹吉甫不但是《诗经》一书的作者之一,同时还是该书最早的编者。

对于这一点,历史上倒是有一些相同的认定,游国恩说:“今所传诗三百篇。果何自来耶。曰周时朝廷之所采。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者也。”游国恩在此句话小注中称:“语本班固汉书艺文志”,他说自己引述的是班固的观点。

上古朝廷专门派人到民间去采集诗歌,这种说法也是主流观点,但同样也有一大堆的反对声,在这里且不管他,总之,有的学者认为尹吉甫就是朝廷所派的采诗官之一,因此这位尹吉甫既是《诗经》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最早的编辑者之一。

但台湾的李辰东先生认为这种认定还不充分,李辰东对尹吉甫的研究可谓深入,他还做过《尹吉甫年谱》,而尹吉甫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极少,凭借历史上极少的点滴信息而能一个人做出年谱,这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惜至今我未曾看到过年谱原书,但他的认定却在各种研究文章中多有引述,我觉得李辰东所发表的观点中最为奇特者,是他认为《诗经》一书中里面所收的诗歌实际上是尹吉甫和他的爱人伯姬两人的诗集,这个观点可谓骇人听闻,可惜当今研究《诗经》的学者少有肯定他的这个观点者。

南皮尹吉甫墓

前面说尹吉甫的墓总计有12座,但流传至今者却分在了不同的四个省份,而今在湖北、河北、四川和山西各有一座尹吉甫的墓存在,而每一地均称自己为真,其余为假,究竟如何?那是考古工作者去探究的焦点,而我去朝拜者仅是以此来抒发我对前贤的崇敬之情。在河北沧州的南皮县有一座尹吉甫的墓,于是趁着一个假期,我前去拜访这位《诗经》中名气最大的人物。

去年的中秋与国庆放假相连,假期8天,各种媒体从节前的20多天就开始不断地预报将会大堵车的消息,到了29日晚上,我还在纠结着怎样继续寻访的途径,节间的火车和飞机票很难买得到,想了想也只能是开车,堵就堵吧,只要慢慢地走,总会到地方。

晚上看路况,京港澳高速北京段30公里就有20多起事故,堵车长达28公里,此次准备河北之行,本打算从北京一直向南走到河北最南端,再从东线返回。堵车到这种严重程度,只好改变路径,将路线改为顺时针方向,一早起来,驶上京沪高速,在入口处就被告知,因事故前面已双向封闭,只好绕到静海线,走了20多公里的公路,在上下一个高速口时,仍然告知京沪线上因事故现堵车40余公里,在准备改变路径,想从东向西走京保高速,告知仍然是堵车,这些消息真让人绝望,这才叫行路难。

没有办法,只好调头回驶,但脑海中一直在斗争,到京郊时,还是不死心,想起了沧州的朋友梁振刚兄,他是沧州地区出名的文化官员,试探着打电话给他,他听说我想到沧州访古,很是高兴,告诉了我一些绕道的路径,于是按其所说,再重新调转回头来,向沧州方向驶去,一路上依然堵车严重,甚至有人在路边散起步,但总算到天黑之前开到了沧州的宾馆。

梁兄已将一切安排妥当,晚上先到我房间聊天,拿出了几种书让我欣赏,记得有《宣统十一年时宪历》是宫装写本,品相极佳,我自己所藏最晚的历书是宣统四年,这种十一年的历书当时只是宣统皇帝在宫内的用品,因为不需要大量印刷,所以仅仅写一本或几本就足够了。

这种物品流传至稀,问梁兄是否是在北京所得,他却告诉我就是在沧州当地农村买到的,这种东西竟然能流传到其它地方。梁兄告诉我在民间收书见到的大多数是普通大路书,质量差还价格很贵,但遇到真正的好书时往往会很便宜。

他给我看的另一种书,是一部医书,名字记不清了,但从装帧及各方面来看,我告诉他这肯定是四库底本,以往书界所说的四库底本指的是从民间征及来的原书,而实际上征到书之后四库馆臣先命写手抄了一份,而这一份应该称之为四库底本,这种本子差不多已散失,只是偶尔能够见到。

晚上梁兄请客,约来了七八位爱书的朋友,其中有两位对沧州地区掌故与文献及其熟悉。我讲述了自己的寻访计划,其中一位朋友看后提出了他的前行路径,于是第二天一早就请这位朋友做向导,第一站就是去寻找尹吉甫墓。

尹吉甫墓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尹庄。出东光再上京沪高速路,北行20余公里,从南皮站下,刚拐上302省道,前面的车就停了下来,原来路边还停着两辆车,车上人下来后,带我等走入路北侧的枣林内,前行100多米,即在枣林中看到了一个大坟丘,坟丘前立着一块新碑,上面刻着“周卿士尹吉甫墓碑”,旁边一位向我解释称,原来的旧碑为了保护已经存放在了县文保所,而现在这块新碑是2000年立的,而旁边的文物保护牌前些年碎了,并且他向我介绍着尹吉甫墓的一些情况,我问他何以知道的如此详细,南皮县的一位领导介绍称:“这是南皮县文保所所长尹光星。

”难怪介绍得这么专业,果真是专业人士。

尹光星说自己就是尹吉甫的后人,他们这一支从永乐年间到他自己已是第十八世,能找到尹氏的后人当然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尹光星说尹吉甫的墓国内还有两处,但最可靠的就是这儿的,因为这个墓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就有记载,《九域志》也有记载,并且乾隆皇帝路过此处时专门来此祭拜,而山西平遥的和湖北房县的两处尹吉甫墓皇帝却没有去,记载也比这个晚很多,所以南皮县的尹吉甫墓是皇帝唯一祭拜过的。

尹光星还说这座墓的附近有个尹庄,90%的人都姓尹,还有个尹官屯,尹庄的人大部分都是从尹官屯迁来的。

尹吉甫的墓虽然处在大路边,但被枣树林完全遮盖,从露天找不到任何标记,即使走到枣林里面,而墓的周围荒草过腰,也很难看到坟前的碑。我觉得眼前的现状跟他的诗祖地位不相符,几位陪同的朋友赞同我的认定。他们说,只是因为没有钱,否则会把这里开发得极其宏大,一定能打造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听到这样的愿景,我还是觉得今天的这个模样似乎更能贴近历史的事实。

古顿丘遗址

想想自己上学的这些年也背诵了不少的《诗经》篇章,有很多诗句颇为符合某一阶段的心态,所以也就有着特别的喜欢,比如《小雅·采薇》末章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首诗所写的内容正是尹吉甫带兵征讨猃狁时那些跟从他作战的士兵当时的心态,这句诗被今人做了别样的解读,我也用这杯酒在某个时段以此来浇心中的块垒。

如果要问《诗经》的这305篇中哪一篇最为有名气?我还真没有谢道韫的本事,能够明确地讲出自己的所爱,看来我是个泛爱论者,至少《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我都同样的喜欢,但这句话好像说的有点儿绝对。我记得《大学语文》中有一篇《氓》,这首诗出自《诗经》中的《卫风》,这首诗算是《诗经》中略长的一个篇章,内容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而后将她娶到了家,再后来,这个男人又喜新厌旧,让这个女人发出了如下的呼声:“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细读原诗,这个男人也的确不怎么样,但毕竟我也是个男人,所以每读到此诗都觉得不爽,但偏偏在上学的时候,这首诗要求全文背诵,这等于在一遍遍地谴责自己,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诗经》中的大多篇章极其喜爱,故而我觉得仅仅找到了尹吉甫墓还不能抒发我对《诗经》所喜的情怀,于是想起了这首诗中的第一段:“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非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非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这段话说,那个男人笑嘻嘻地跟这个女子做交易,其实他是以此为借口进行搭讪,而搭讪的结果却很成功,那位女子不但把他送过了河,还一直把他送到了顿丘这个地方,而这个顿丘正是我所要寻访的《诗经》遗迹之一。

古顿丘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大成村。安阳当地的出租车后备厢内都有一个大大的液化气罐,司机告诉我,使用液化气要比使用汽油省钱的多,但使用燃气跑不了多远就需要加气,而加气站永远是排着长长的等候之车。

每到加气站,司机都让我远远地去等候,因为这是加气站的规定,这真是件无奈的事,我也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地重复着在加气站站岗放哨的角色,而今这一趟的等候时间还算不长。加气出城上京港澳高速向南开,等于又沿昨天的路往回返,重新过汤阴、鹤壁,行50余公里到鹤壁东站,左转驶上范辉高速,东行50公里从内黄站下道,沿213省道南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公里到梁庄镇,进镇南转再见路口西转5公里为单车道坑洼柏油路,几经打听找到大成村,在村中打听古顿丘遗址,村人告知此遗址在西大成村。

进村路上即看到文物保护牌,在村中一片杨树林中找到遗址,看上去是一个大沙堆,村中何有这么多的沙子,与四周田地的土质绝不相类,很是怪异,沙堆的前面有十余平方米大小的城隍庙,里面坐着几位老者,看到我要照相,马上都退了出来,庙门口摆着一对儿坐狮,是用玻璃钢涂绿油漆,高速公路岔口处的防撞桶都是用这种材质做的,庙里的土地佬是用石膏脱模涂漆,供桌上摆着三碗供品,近前一看全是清水,这是我所看到最穷的供神方式,但庙门口边上的一个垃圾桶却很洋气,造型很是奇特,与环境极不相符,我注意到出来的一位老者站在垃圾桶旁边,用手爱抚地拭去上面的尘土,出门采访几位老者,他们告诉我1958年土改时将顿丘周边的城墙都挖走了,平了护城河,当时庙前还有一些石碑,其中还有唐代刻的,到“文革”时全部砸烂了。

我问到为何遗址保护如此之差,他告诉我说是因为安阳市和濮阳市近些年都争这个遗址的归属权,争的结果是谁也不管,前些年要到了一些维修的钱,但被东大成村拿走了,用钱建了另外一个庙,边聊边录音,我竟忘了问这个漂亮垃圾桶的来由。

站在这顿丘之上,我想象着几千年前的那对男女在此难舍难分的场景,当时那个女子跟男人说,让他不要着急,想办法请到一个好的媒人,以便在今年的秋天将她娶过门。这种依依不舍之情,想想都让人感动,但后来的变化也同样令人感慨不已,真应了那句话:永远是多远?任何事情都难保持长久,但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还要感慨这顿丘在历史上的这些变迁呢?看来人真是个矛盾的东西,至少在我身上也有着更为明显的验证。

● 韦力,藏书家,近著有《古书之爱》、《失书记·得书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