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历史的拐点 历史的拐点:对话中国历朝改革变法
《历史的拐点》(马立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介绍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勾勒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作者还把这些改革与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加以比较,表达了当代中国改革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观点。
本文选自该书序言,略有删节。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近作《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 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上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 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
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弊端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 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