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母亲 田壮壮接受杨澜专访 畅谈母亲、儿子和电影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田壮壮,1952年出生于电影世家,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曾拍摄《猎场扎撒》、《盗马贼》等作品,其旷野自然的电影风格在影坛独树一帜,与张艺谋、陈凯歌并称为“第五代旗帜性人物”。1992年起,他沉寂10年,复出后执导了《小城之春》及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

吴清源的启发

第一次和田壮壮联系采访是在两年之前,当时他蛰伏十年,刚刚复出,拍摄了《小城之春》,各大媒体可以说是蜂拥而上,奇怪的是这个人只接受平面媒体的访问,却拒绝电视采访,而他拒绝的方式就是在手机那面不断地谦卑地贬低自己,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困惑。

杨澜(以下简称“杨”):为什么第一次我们想采访你的时候,你拒绝了?

田壮壮(以下简称“田”):那时候我还没有想通呢!你还挺记仇的,是吧?

杨:不是不是,因为通常拒绝的人不是特别多。

田:其实有我自己的私心。比如像咱们两个人吧,你就比我惨点。我出去吃个卤煮火烧,或者我上一小铺去,我可以随便怎么逛,你就不行,一会儿就被人发现,就被逮着了。你这有保镖呢。我希望我能够特别直接地接触到人。那我现在为什么接受媒体采访呢?坦白讲,我是受吴清源老师启发的。我跟他相处这么多时间吧,我觉得我以前从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在我接触的人物里,他太迷人了。

杨:迷人在什么地方呢?

田:我特别喜欢那种迷了一件事情以后,觉得其他事都不重要的人,就是有点像教徒似的那种人。他老婆跟我讲,他一年就算吃一种东西,就算穿一件衣服,他都不会跟你说“怎么我还穿这件衣服?怎么我还吃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不会想着任何事情,就是和围棋相依为命。

他在70多80岁的时候,无数电影人想拍他,他都拒绝了。然后到他90多岁的时候,我听他的助理说,他突然间觉得影视这个东西可以传播围棋,正好这个时候,我把我的一份简历寄给他了,说:“我想拍你。”他就说:“那你来东京谈吧。”我见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懂电影,但是我希望电影、电视能推广围棋。”

杨:所以你接受采访是为了推广电影?

田:对。

伫立边缘地带

20年过去了,那群当年的艺术反叛者如今大多已经成为影坛的主流力量,田壮壮却颇有些“风云突变,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依旧冷冷地伫立在“边缘地带”。

杨:那时候也应该是踌躇满志、有很多的想法要去实现的时候,一下子遇到一个打击,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吗?

田:我拍电影的时间比审查的时间要短很多。我拍电影的时候是一个福将,比如拍《盗马贼》的时候,那是8月份,但我写了雪景。然后,拍摄中有一段时间,大概有10天,每天下午4点钟下雪。特别奇怪的是,我把雪景都拍完了,就没雪了。可是,拍完了以后,你会觉得……

杨:你是一个倒霉的人。

田:审查的时候吧,好像你的电影永远比别人晚一步似的,就是说,你觉得,昨天的电影还能通过,怎么今天到我就通不过了。拍《盗马贼》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打击最大的。《盗马贼》拍的时候,贝托鲁齐正好在北京拍《末代皇帝》,他跟我说:“你把那电影让我寄威尼斯去。

”我根本不知道威尼斯是干嘛的,我说:“为什么要寄威尼斯去?”他说:“哎,你就寄去吧。”那一年他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想,花这么多外汇,自己寄一电影到威尼斯去干嘛?我就没理他。

我觉得,拍电影就拍电影吧。《盗马贼》拍得很苦,是豁出命去拍的。比如说我们为了拍一些戏,可能就是连夜走,因为藏族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规定,说这个活动你可以拍,但是我不会为你组织。

它都是凌晨3点钟或者5点钟开始举行。你要去那块儿吧,又不通车,就得走。我的印象就是你走到海拔3000多、4000米的时候,大队就垮了。我跟一摄影师抢了一匹马,我们俩扛着台摄影机往上冲,冲到上头看,人家仪式已经快要结束了。

哎呀,那个时候才叫沮丧呢。真的是想哭。那次,我到了玉树,就是文成公主进藏的那个地方,差点掉到通天河里。第二天是春节,大家在一块儿吃了点东西,我回来开始写剧本,根本拿不住笔,一写字那笔就掉了,手一点力气都没有。

杨:那时候你才多大?

田:大概32、33吧,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可能以后做不了这一行了。是挺厉害的心脏病,大概将近有十几年才恢复过来。其实从那以后,我对电影基本上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算了吧,我就是一职业的人,谁出剧本谁出钱我就拍吧。”

杨:《盗马贼》在审的时候,告诉你哪个镜头要删掉,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生理反应?是出冷汗,还是压不住火想拍案而起?

田:没有,我出来以后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我觉得你这儿挺像天葬台的。”

40岁的某一天

在心灰意冷的日子里,田壮壮一度随波逐流,拍摄了《鼓书艺人》、《摇滚青年》、《大太监李莲英》等作品,这种“痛苦着,并且玩味着痛苦”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他40岁的某一天。

田:你可能也听说过,那个时候我特别爱打麻将,特别爱玩,钓鱼什么的,根本就拿电影不太当回事。那个时候对电影挺心灰意冷。差不多1991年吧,正好是我40岁的时候,也可能是到了不惑之年了,然后挺奇怪的,梦到死神了。

杨:死神长什么样?

田:像一团云似的。

杨:狰狞吗?

田:没有表情。好像在香山那一带,突然间我飞起来了。飞得特别特别快的时候,在一个山巅上,那边全是云海,然后一团云过来,它说它是死神。然后它说:“你觉得我可怕吗?”我说:“你一点儿不可怕。”他说:“死其实不可怕。”然后我就醒来了。人突然间就挺明白的了,就想,不行,就得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做事情了。从那时起我给自己一个规定:只要心里不想拍的东西,就是饿死也不拍。

杨:1992年,你拍摄了影响你一生命运的电影———《蓝风筝》,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在历史变迁中的波折命运。

田:其实文革这事挺逗的,你就觉得,这一天之中突然天地调了一个个儿,突然间你的下属很理直气壮地叫你一声狗崽子。那个时候会觉得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你并不是很愤怒,你并不是想跟他急,但是你会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记得第一次斗我父亲的时候,我就是喊不出“打倒田方”这4个字来,我记得我哥还臭骂了我一顿。说:“你怎么搞的你!”我说:“我不知道,就是张不开这嘴。”然后是我父母都进去了。那时候院子里就剩下海默。每天晚上我到他那儿去聊天。

我从后头敲敲他那墙,他知道我来了,他也敲两下墙,我就翻墙过去。那一次不知道他是有预感还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壮壮,你该读书了。”然后他就把他那书架里好多好多精装的古文的全部都拿出来了,大概有40、50本。

他说:“你今天晚上都拿走。”我特别懒,我说:“我跳墙进来的,拿不走这么多。”他说:“那你明天来拿。”他说:“你一天拿一点,一天拿一点。这些书呢,我慢慢地告诉你都读哪一些,你一点一点读,你把我这儿的书都读完。”我就走了。下午我4点多钟的时候去找他,想去拿书,发现他们家被封上了,他被抓走了。4、5天以后,我听说他被打死了。

杨:他是被打死的?不是自杀?

田:被红卫兵打死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认识的人去世。可能人懂事不是一瞬间像庄稼拔节似的。插队前一天我去看我父亲,那次给我人生中特别大的一个震动。早晨我5点多钟骑自行车去看我爸,天刚刚亮,是冬天。我骑到北影厂的门口,然后敲门。

“找谁?”我说:“我找田方。”“劳动呢!”我说:“我明儿要走了,让我看一眼吧!”“你等着吧。”“哐!”铁门就关上了。一会儿,老爹就来了,隔着一个铁门。他扛着把铁锹,正好是逆光。

然后我就看着他,我们俩对视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父亲这个人没有话。然后我就觉得他那眼睛在一点一点地给你讲好多事情,讲你的安全,你自己一个人要怎么着注意,你应该相信我呀,等等等等。那是我第一次读一个人的眼睛,我说不上来,就是挺震撼的。

然后他就说:“你走吧!”我说:“你先走吧!”他就扛着铁锹,特别长的身影,慢慢慢慢走。我就走不了了,坐在土城上抽烟。那会儿挺小,17岁,抽了大概有1个小时的烟才站起来。

杨:想什么?

田:也不知道想什么。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大了,跟前面从14岁到17岁的时候不一样了。整个文革,我觉得包括海默这一群人给我的那感受全部都是渗在心里了,然后你就记住了,可能永远也挥之不去。

妈妈、儿子和电影

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当被问到平生最爱是什么的时候,田壮壮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这样的排列:妈妈、儿子和电影。

杨:我很想了解,当你连续几个影片都遇到问题,甚至被禁拍的时候,作为有着革命历史的你的母亲,怎么跟你谈这个事?她应该很正统的是不是?

田:她正统,但她很正直。其实以前我们两个在这些创作看法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经常吵得几天不说话,甚至吵到有一次几乎要断绝关系了。

她在从艺30周年那一次,我挺受感动的。她挺希望我去。那时正好我拍戏,我说我抽半个小时过去吧,就给她买了一束花过去。我坐最后头,在政协礼堂,远远的我看着他们那一群老人,那天我突然间明白了,就是说,她为什么老有那么燃烧的东西。她有信念,她坚信着她那一个信念。我觉得这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她拥有信念的时候是最坚强的人,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为这件事情付出,她都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人。

杨:你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你比她更幸福吗?

田:如果去比的话,我觉得她是有信念以后学的艺术,我是先学了这一行,然后逐渐在这一行里去找自己的一个信念,那我肯定苦恼比她多。为什么?因为她有一个信念支撑在那儿,而我是慢慢慢慢找到一个可以终身相伴的信念的。40岁以后,我可能会觉得我挺坚强的,就是说,你不让我拍戏什么,你不让我做什么,我都能承受。

杨:说说你的儿子。

田:你可能也知道我家庭生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跟我儿子特别有感情。我拍《盗马贼》的时候,他生下来45天,我看到了他。第一眼见他,我觉得,怎么这么寒碜一个孩子呀!

杨:刚生出来的孩子跟小老鼠似的。

田:看他手吧,我觉得好像有6个手指头。我就在那儿数,手指头脚趾头都是5个。然后,从第二天起,所有的吃喝是我管的,我管了整整1年零3个月。

杨:专职爸爸。

田:那个时候他没有喝过任何人工的水,全部都是拿蔬菜打的;没吃过猪肉,全部都是鱼类、水果,全是我给他做的。就是说,只要在这屋里有我的声音,他不会去别人那儿。结果到3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脸上出现小紫斑,他妈妈带他去看病,一看完了就打电话,哭得没声了。

我说:“怎么啦?”她说:“这小孩儿得住院,说血小板就剩5千了,随时可能出血就完蛋。”那天晚上我记得我特别伤心,我就说谁要是要我眼珠子我都换,只要能换他活回来。

大夫就说你们家儿子特别有意思,你在的时候吧,什么事都没有,你一走,他就自己坐床上哭。1个星期之后,他的血小板大概就恢复到了8千,在还不到1万的时候,我就把他给接出来了。这之后就让他学画画,我找了一本昆虫解剖书,他就开始画昆虫。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迷上昆虫,后来每年带他去南方,暑假寒假都一定带他出去。比如十三陵,就我们俩大概跑了有几十次。

杨:抓蛐蛐去了。

田:抓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基本上就跟本书似的,你问他什么虫他都知道,哪种好,哪种是哪个国家的。

杨:你跟他像朋友一样是吧?

田:从来没拿他当我儿子,都是商量。

杨:他对你的电影有过什么样中肯的评价让你感到惊奇的?

田:他所有的评价就是:“还行。”

茶马古道

2003年,田壮壮远赴云南怒江流域,拍摄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面对神秘的原始森林、高伟的山脉以及那些不卑不亢的原住民,他又一次找到了久违的快乐和单纯。

田:我从1980年拍《红象》一直到现在,对云南有一个情结,真是魂牵梦绕。那个时候是我、张建亚、谢小津、曾念平、张艺谋、吕乐、侯咏、冯小宁我们8个一起去的。那个时候感觉特别好。有一次我记得回来以后,夜里大概有几万只萤火虫,我们从萤火虫里穿过去,半空是亮的,那种感觉特别神奇。那时候住的酒店,都是3毛钱一张床的酒店,有跳蚤有虱子。我们每天脱得赤条条的,拿皮带把那个衣服吊到房梁上,就是怕虱子跑进去。

这一次拍《茶马古道》走的是我没有去过的路,你不知道前头是什么,就知道只能住帐篷,只能够吃方便面和压缩饼干。

杨:但你现在不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了,你觉得身体上……

田:我第一天晚上特别害怕。我带着摄制组,有女孩子,有设备,有钱。我不知道当地人会怎么对待这个摄影组,不敢睡觉。

杨:你觉得人家要真想抢了你还能阻止谁吗?

田:我觉得能挡住。

杨:你怎么挡?

田:绝对能挡住,我会用一拨人护住一拨人,来遏制一拨人。因为什么?我觉得不会有恶性的东西。现在面对好多事情,我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参考,就是吴老师(吴清源)。人会被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困惑,比如说,这么大一个办公室,我得养着这些人,而我又不是一个挣钱的人;还有,在学校又要做好多事情,我每天回去真的挺累的……

杨:但心里边比前几年静了是吧?

田:对,可能真的过了40岁以后,火气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和了。事在人为。吴老师说的嘛,时机到了就成了,时机不到再做也没有用,他说叫“君子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