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的弟弟 湘赣苏区的两个红小鬼—— 胡耀邦和谭启龙的莫逆之交
提起胡耀邦与谭启龙(1913-2003)的友谊,在湘赣苏区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谭启龙曾担任山东、浙江、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四川省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第二政委、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他在《谭启龙回忆录》中曾说道:“省少先队总队部机关同省委机关都在永新县城北门附近的肖家祠堂办公。同时住在祠堂里的还有省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同志……那时,我们都住在肖家祠堂二楼上,他住在二楼的西边,我住在二楼的东边,又同是少共省委的执行委员,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他还教我学习文化知识,我们相处得很好,亲如兄弟,从此,奠定了我们以后近60年革命友谊的基础。
”
在湘赣苏区战斗的岁月里,两个“红小鬼”感情甚笃。胡耀邦深深同情谭启龙苦难的童年。谭启龙1914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象形乡黄塘村一个赤贫家庭,父亲靠做长工、打短工养家糊口。
他6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无钱医病,丢下孤儿寡母,撒手人间。4年后,母亲被豪绅家的团丁欺凌毒打,含恨离开人世。10岁的谭启龙,成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他只得给人家放牛、砍柴,苦度光阴。1928年,14岁的谭启龙参加了革命,成为儿童团团长。湘赣省委成立后,他担任省少先队总队长。
胡耀邦从小性格活泼,勤奋好学,待人热情,胸怀开朗。他读过初中,在当时的苏区称得上少有的“知识分子”,且能刻一手漂亮的钢版字。他在任湘赣儿童局书记时,仍主动参加刻钢版的工作。因此,当时出版的《列宁青年》和《共产主义儿童报》上,都留有他苍劲俊逸的笔迹。尤其是他还热情地帮助文化较低的同志学习文化。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胡耀邦拉着比他大一岁的谭启龙的手,推心置腹地谈心:“小老兄,我们既参加了革命,就得好好干,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得解放,奋斗终生!”
谭启龙仰着童稚的脸蛋,忽闪着机灵的大眼睛,认真地回答说:“老兄,共产党把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一定跟着党好好干革命。不过,我没进过学堂门,仅在儿童团里学习了一些字,由于没有文化,工作起来非常吃力,你肚里墨水多,以后要多多帮助我学习文化,好吗?”
胡耀邦高兴地回答:“我肚里谈不上有多少墨水,也只在学校读过7年书,学习还得靠自学,边干边学嘛。只要你肯学习,我一定帮助你。”胡耀邦历来办事认真,说到做到,从不违背诺言。他根据谭启龙的情况,为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学习计划,什么时候读哪些书,看哪些文章,每天写多少字,都计划得一目了然。
无论工作多忙,他总是抽时间进行检查督促。每当谭启龙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他总要耐心解答,直至帮助他弄懂为止。几十年后,谭启龙还深情地说:“我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较快,这与耀邦的热忱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胡耀邦与谭启龙总是相互支持,配合默契,哪个工作环节遇到困难,就共同想办法一起解决。
对于动员苏区8至16岁的儿童加入儿童团,谭启龙为胡耀邦出了好主意,他说:“我可以向全省的少先队员布置一个任务,每个队员要做通自己父母或叔伯的思想工作,并主动多做家务,让自己的弟妹参加儿童团。你看怎么样?”胡耀邦听了心中乐开了花,高兴地打了谭启龙一掌,笑着说:“要得!好主意!行得通!”通过各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湘赣省90%以上的儿童都参加了儿童团。
对于谭启龙担负的全省少先队的工作,胡耀邦更是尽力支持。苏区少先队是由16至23岁的青少年组成,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是红军的后备军。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组织要把年满16岁的儿童团员及时地输送到少先队去,壮大少先队组织。
在湘赣苏区,胡耀邦和谭启龙都是少共湘赣省委的执委,他们经常一道下基层,到县、区、乡检查、巡视共青团及儿童团、少先队的工作,一起交流工作经验。在他们的努力下,湘赣省的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都开展得卓有成效。
胡耀邦和谭启龙在生活上更是互相关心,亲如兄弟。胡耀邦性格活泼,待人热情,谭启龙性格直爽,做事踏实,以诚待人。两人又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追求,情同手足。工作之余,他们一起讲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革命人物。
胡耀邦读书多,还讲《水浒》、《三国演义》以及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故事。谭启龙经常率领模范少先队去前线配合红军打仗。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中,拐了脚,肿得象个大包子,走路疼痛。胡耀邦每天背他下楼办公、上楼睡觉,为他端饭送水,又到红军医院抓到草药,熬成汤,帮他擦洗。
1932年10月的一个深夜,肖家祠内一片静谧。谭启龙一觉醒来,见耀邦房门缝隙透着灯光,故推门进去,只见他在微弱的灯光下伏案写作。谭启龙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这么晚还不睡!明天不能再写吗?”耀邦站起身,揉揉眼睛,说:“《列宁青年》为配合全省开展的秋季扩红运动,准备出一期专刊,约我写一篇文章和一首山歌。
我明天要去吉安县检查工作,今晚要打个夜班写出来。山歌已写好了,你看行不?”谭启龙接过来一看,山歌名为《拥护红军》,清秀的字体映入眼帘:
男唱
山歌开口不骂人,告诉朋友两事情,
老婆要讨贫家女,当兵要当我红军。
女唱
一针一针又一针,做双鞋子送红军,
先生老板我不想,不嫁红军不甘心。
男唱
你我同意又合心,何不结成自由婚,
自由婚姻结成后,你理家事我当兵。
女唱
亲哥勇敢愿当兵,愿与亲哥就结婚,
家中事情你莫念,望你努力杀敌人。
谭启龙看毕,连声称赞:“蛮好!形式蛮新,唱起来肯定好听。”说着,好象突然记起了什么,转身回到自己房间,手里拿着一个大红薯回来,说:“下午从埠前乡回来,王大娘硬塞给我这个烧红薯,我没舍得吃,正好犒劳你。”“真是雪中送炭,我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哩。”胡耀邦也不客气,接过来,一手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谭启龙说:“二一添作五。”“哈哈哈!”两人笑得前俯后仰,笑声在寂静的夜空荡漾。
1932年6月,根据少共中央局的指示,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湘赣省委的协助下,改组了少共湘赣省委,以加强省委中工人雇农的成份。胡耀邦和谭启龙都被选为执行委员。胡耀邦不负重托,克尽职守,把苏区的少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少共中央局的表彰。
后来,在湘赣苏区大抓“AB团”的严峻局势里,横祸几乎同时降临到胡耀邦与谭启龙头上。时任湘赣儿童团团长的胡耀邦和省少先队队长的谭启龙某些私下的疑惑议论被省委政治保卫局知悉,加之二者又有某种师生关系,保卫局“顺藤摸瓜”,很快就将他们两人列入“AB团”分子名单,并停止了他们的工作。
由于他俩是省里两个部门的领导,对他们的处理还需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会议一开始,时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省委委员的刘士杰当场宣布:谭启龙、胡耀邦是新侦破的“AB团”分子,应立即逮捕。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他们这两个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的“红小鬼”,会是“AB团”分子。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几乎要凝固了。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站起来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红小鬼,出身苦,从小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思想活跃,直言快语,我了解他们,他们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不能抓!”
当时,肖克、王震带兵打仗在外,新委任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尚未到任,谭余保讲话还是有些份量的,他的话使刘士杰露出窘相,然而刘士杰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分子。
恰值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列席这次会议,根据他在湘赣苏区巡视、检查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工作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不可能是“AB团”分子,决心把他们保护下来。他看着刘士杰与谭余保在争论不休,便起身坚毅地说道:“我正准备近两天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两个人就让我带到中央苏区去‘审查’吧!
”谭余保一听,心想,冯巡视员这是要保他们,于是表示同意。刘士杰觉得也有台阶可下,没有反对。其他与会者更不异议。就这样,胡耀邦和谭启龙避免了当作“AB团”分子被杀害的厄运。
12月下旬,冯文彬带着胡耀邦、谭启龙,还有省总工会干部宋新怀等一起到了中央苏区,获得当时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少先队中央总部部长张爱萍的信任和支持,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两个娃娃是“AB团”分子,纯系冤屈,实事求是地为他们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分配了他俩的工作,从而免于灭顶之灾。
1933年1月,胡耀邦调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瑞金,先期由少共中央局派他到福建省宁化和清流县巡视工作。5月,到中央苏区儿童局,从事少共中央局《青年实话》的编辑工作,并主编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组织上发现他具有很强的宣传组织才能,便调他任“反帝拥苏大同盟”宣传部长。
9月,不到18岁的胡耀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初出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谭启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苏主席)、易心平(团省委书记)、张槐荪(省委秘书长)等都被错杀了。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正巧遇见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跟他开玩笑说:“你保了个‘总书记’。”冯文彬呵呵直笑,说:“还保了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
1933年10月,谭启龙奉命赴湘鄂赣苏区工作,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夕,胡耀邦特意来看望了他。两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龙,都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真有点依依难舍。自此一别,直到全国解放,16个春秋他俩未谋一面。共和国成立后,胡耀邦和谭启龙各自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尽管他们见面机会很少,但是他们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淡。他们始终深切地关心和惦念着,莫逆之交情谊深呵!
1988年春,谭启龙赴京参加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得知胡耀邦因病在京住院治疗,即抽空前往医院看望。谭启龙的到来,使胡耀邦很是欣喜,两人尽情叙谈。胡耀邦还坚持要谭启龙把家人都叫来,一起吃顿饭。席间,谭启龙劝胡耀邦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到处走走,散散心,有利于早日恢复健康。
胡耀邦说:“我也这么想过,除掉散散心,也作些调查研究。”两人在亲切交谈中,胡耀邦回忆了在苏区受迫害的难忘岁月,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再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同年夏,胡耀邦身体稍有好转,即去胶东视察、游览。9月返京路过济南时,特意停留一天,打算与居住在济南的老战龙谭启龙见见面。不料,谭启龙因身体有病已于日前去了上海检查、治疗,见面因而未能如愿。胡耀邦在住所,静静地想着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想着与谭启龙几十年的战友情谊,不禁心潮翻滚,感慨万千,当即赋诗一首:
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赠。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春,寿到雏声胜老声。
9月26日,胡耀邦回家后,将此诗用宣纸抄好,也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寄出。1989年4月耀邦逝世后,他的家人清理遗物时,发现此诗,由他的儿子胡德平将此诗寄给了谭启龙。谭启龙将此诗捧读再三,诗中那至诚至深的战友情谊激荡着他的心,耀邦的音容笑貌、桩桩往事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不禁潸然泪下,在胡耀邦赠送的诗篇上留下了斑斑泪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