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鸟虫篆刻 欧键汶:鸟虫篆刻浅谈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蜕变于客观世界的物象,是对物质世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尽管篆书还保留有较明显的象形遗存,但进一步抽象而至于完全的符号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印章史上,有那么一个时期流行起对文字的装饰和美化,这种装饰化文字的笔画被处理成鸟兽鱼虫,和文字形体完全融合在一起,铸造于青铜器、印章上,产生了一种绮丽繁华、迷离梦幻的美,这就是东周时期的鸟虫篆和鸟虫印。
通常而言,龙形用于较长而又婉转的笔画,鱼形用于较短的弧笔,鸟形则可以替代交叉型的笔画或是用来占有大面积的空白。不同的图形与不同的笔形相对固定地对应在一起,保证了鸟虫篆繁丽之下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得鸟虫篆的繁丽梦幻有了某种“简洁”的气质。
说到“简洁”,或许正是因为鸟虫篆天生的繁丽,使得“简洁”成了一种奢侈,也使之成为鸟虫印之必需品质。相比于铸造在大型器物上的鸟虫篆可以在大空间舒展手脚而言,收缩在印面方寸之间的鸟虫书必需是“简洁”的,毕竟印面可怜巴巴的一点儿空间实在容纳不下太过繁复的笔画。
因此,鸟虫篆入印一定要在某个方面寻求“简洁”的气质。比如,有的则追求用刀的简洁明快,不太在意鸟虫形态的精美和完整,如大匠运斤任意而行,在繁丽的外表下有一颗快意而又纯净的“心”;有的则不刻意用鸟虫鱼龙去简单填塞空间,而是利用文字本身的留白给印面留出喘息回旋的空间,繁丽梦幻的鸟虫印也可以有疏淡简净的悠长滋味;有的鸟虫印则干脆没有鸟也没有虫,它对笔画的装饰紧紧只是对笔画进行弯曲或排叠,追求一种意味上的“鸟虫意”。
日利
绮丽繁华的鸟虫篆印见多了,陡然见到这方“日利”,不禁出神。这种散淡舒缓、不衫不履的风格竟然也会出现在鸟虫印中,不能不说是个神迹。用刀轻浅和缓,看似松懈实则悠游;结构不作密实,而作疏淡,以断为连而能神气完备;鸟形翩然如鹤,点到为止,不求形似,是一方极具艺术精神的作品。
技艺精纯与神游物外的契合,将大自然的精神与人文情感合而为一来体现,便是臻于“妙”境的杰作了。庄子“虚室生白”所体现出的“道”的虚,与“心”的虚的契合是艺术美学的要旨。而“虚静”中包含着“动”,则是因为艺术是人情感的表达,神思飞动不可遏止。
方介堪 潇湘画楼
方介堪先生是现代鸟虫印的点化者。说得夸张一些,没有他就没有鸟虫印的复活和进境。方先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大量刻制了朱文鸟虫印,在前人未能尽力处大力开疆拓土,加上他深厚的印学修养和艺术鉴藏眼光,他的鸟虫印独得斯文静雅,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潇湘画楼”是1946年张大千先生在上海以重金购得南唐大画家董源的山水巨作《潇湘图卷》而得名,《潇湘图卷》在明代曾归董其昌收藏,张大千先生得之欣喜若狂,遂名其斋,敦请好友方介堪先生刻之。
此时方介堪先生的鸟虫篆印早已炉火纯青,可谓出神入化的境界,深得张大千先生的喜爱。此印一出,张大千先生便在自己得意之作上钤盖,同时又作为收藏印章钤盖在自己珍藏的历代著名书画之上。张大千与方介堪莫逆之交,平生用印大多出自介翁之手,这一方当时经典中的经典。
韩天衡 冷旭生
韩天衡是当代鸟虫印的大家,其风格雄肆又富贵,非常契合当下既追求传统又讲求刺激的审美趣味。他创作的鸟虫印中,朱白相间印别有玄机。汉人绝少在鸟虫印中应用朱白相间的技巧。韩先生的朱白相间又有别于汉人铸印中一阴一阳的手法,而是极具巧思。
他截取印篆中适合做反白结构处理的局部或偏旁,在不悖篆法的前题下,将朱文转换成白文再嵌回字体中,使印面虚实相生,鲜活迷离。比如“冷旭生”的“旭”字,“日”中不作一横,而是刻成白文的鱼形,以白文鱼形替代朱文的笔画,字与字的朱白关系产生的视觉错落感,使观者的审美愉悦突然发生置换,再受刺激并啧啧为奇。
他的巧饰和灵动进一步诠释了其艺术追求和旨趣,并在鸟虫篆图式语言中赋予了全新的尝试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