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明的父亲 “隐居”台湾的王东明:父亲王国维一语成谶

由于早期的生活太不稳定,一直到了1950年,年近40的王东明才经人介绍而成婚,先生陈秉炎是1949年后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1953年春,台北县永和镇(今新北市永和区)成立消费合作社,王东明开始在那里从事实物配给工作,一直到1982年退休。

几十年来一直过着平淡生活的她,常常对当年没有跟着父亲好好读书感到愧疚。那时在台湾生活的她,并不知道继承“家学”对在大陆生活的二哥来说意味着什么。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王东明说,在这一年的年初,来不及等到去大陆探亲的许可,她就开始与三哥和五弟、六弟商议在香港见面的事情,当年9月,数十年没有见面的姐弟终于在香港见面了。

此时,当年的八个兄弟姐妹,已经有四人先后去世,剩下四人的年龄加起来,“刚好三百岁”。

王东明回忆刚刚相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大半已经知道,他们告诉我们的,好些都是前所未闻。”

二哥王高明曾经有过和台湾的家人团聚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留在大陆。1941年时,他已经是邮政总局的副邮务长,到了1949年,邮政总局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台北,他没有跟去,而是留守上海等待接收,1949年后,他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2年,五弟王慈明也奉调到第一机械部,到了1956年,又作为新政权选拔出来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从此一直待在成都;六弟王登明留在了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

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王东明第一次知道,她的二哥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自尽。

王东明大哭一场。在她眼中,二哥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是最聪明的,也是把父亲的事业继承得最好的。在邮局工作的他,一直没有放弃家学,并利用休息时间写出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著作且获得学界赞誉,但到了1957年时,他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办一份《艺文志》,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还被开除公职。

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四处找工作,幸而被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发现,并被推荐给中华书局,他才获得了一份在书局文学组做临时工的工作。

在中华书局,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接着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他的深厚学力迅即折服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能当即做答。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也以“宋朝人”自称,并乐在其中。

在修补《全宋词》的过程中,王高明写下了大量的考据笔记,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他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整理出20万多字的一本专著。中华书局把书稿拿给钱钟书先生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部文稿,并且说:“这是一本奇书,一定要尽快出版。”

然而,此时的王高明只是一名临时工且身世背景复杂,连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遑论出版专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连做临时工的资格也失去了,而且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有一天,二哥的家人发现他一整天都不在家,待他晚上回来,就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在颐和园坐了一天。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也想投湖自尽,但因游人太多而放弃。到了第二天,二哥真的服下“敌敌畏”自尽了。

王高明之死,被认定是“畏罪自杀”,家中2000多册线装书全部被没收,其余藏书和历年积累的文稿和资料全部被焚毁。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中,遭受不幸的又何止二哥王高明一人呢?二哥的两个儿子也都被划为“右派”并被“流放”到边疆,二嫂接受不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先是瘫痪在床,后来又在精神分裂中去世。

王东明的五弟王慈明在“文革”中也屡屡被指责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对此王慈明非常无奈,只能回答:“从来不是,如果不信,可以去问郭沫若。”

几十年前,身为父亲的王国维曾苦心劝告子女要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那时他经常因担心“最可怕之社会运动”会在中国爆发而忧国伤时,后来谁能料到,父亲的这些担心居然一语成谶,竟然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应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