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的末路之判:林白水之死

在邵飘萍死后不过百日,1926年8月6日,又一位报界名流死于奉系军阀的枪口之下,这个人就是林白水。

林白水的本名并不是白水,白水是他的笔名。他原本的名字叫林獬,又名万里,号宣樊、退室学者,“獬”是传说中能辨曲直的独角异兽,在中国古代社会是象征法律的神兽。1874年1月17日出生于福建闽县。他既是民国初年活跃在政坛的政治家,又是纵横天下舆论界二十多年的独立报人,他不畏强权的事迹为世人所称道。[1]

丰富的从业经历

林白水的一生曲折坎坷,经历颇为丰富。弱冠之年在福州书院就读,师从名士高啸桐。年轻时曾与同乡林纾同在林伯颖杭州的家塾任教,成为林长民、林尹民等的老师。又应同乡、杭州知府林启之邀,先后执教于杭州蚕桑学堂、求是书院。受林启创办新学的启发,1899年春天,他和方声涛、黄层云等在福州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学堂”。[2]

林白水教过书、办过学、从过政,但就其一生来,主要还是办报,他的报业生涯开启于1901年,时年27岁的他当时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这是林白水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该报的发刊词《论看报的好处》就是由他写的,从此,林白水在报界叱咤风云二十五年。

《杭州白话报》每日的时评立场鲜明,主要分三个方面:一个是革命—打倒满清政府;一个是提倡学校普及教育;还有就是号召在全国各地普遍创立报社,使全国人民对国家和世界大事,都能了解并发生兴趣。该报思想开放,倡导维新,很受读者欢迎,风行杭州城内外。

指着鼻子骂老佛爷

1903年,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随即他又独立创办了《中国白话报》,此举得白话文办报的先风。一时间“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林白水却颇有“名士”风范,每篇文稿一律收润笔5元,而当时一般一篇文稿稿酬只有2元左右,可见林白水已经是当时撰稿人群体中的高收入人士了。而且林白水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有等这5元用尽之后,才动手写下一篇。[3]

真正使他名动天下的,却是1904年慈禧大寿的时候。当时正值慈禧太后70寿辰“普天同庆”,林白水却在《警钟日报》发布了一幅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戚,每逢万寿必无疆”。

此对联一出顿时道出国人几十年来的愤慨。国之财政不为强国富民而支出,却投入到满足私人寿宴的享乐,一时多少人看到这幅对联都不禁拍板叫绝。

从政客复归文人

辛亥革命后,林白水一度出仕。1913年春,他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进京,到袁世凯总统府当秘书。当时护国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三年后,林白水厌倦了政坛的翻云覆雨,也自知适应不了政客们尔虞我诈的生涯,决心告别政坛,专心于自己心爱的老本行:新闻。

1916年夏秋之交,林白水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办报资金大部分来自林纤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俗话说:“吃人的嘴软,用人的手段”,经济上不能独立自然需要为他人办事,《公言报》在当时不得不为安福系[4]遮羞护短,使林白水讲真话多有顾忌。然而,即便如此,林白水依然不改本色,他曾讽刺安福系为“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见者莫不拍案叫绝。

1917年春,林白水独家披露了政客陈锦涛暗中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以及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内幕,京津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银档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5]

林白水的此类做法自然引起《公言报》背后金主徐树铮的极大不满,后来被迫离开《公言报》。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又创办了《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任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按照林白水自己的说法,他办这份报纸是为了“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艰难的报纸经营

对于林白水来说,《新社会报》(后被改为《社会日报》)在其报业生涯中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我们谈到林白水的评价,其中之一为独立报人,虽然短短四个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要做到不知有多难。当时北京的报纸大多无法以报养报,如不靠军阀津贴,独立经营报业大多难以维系。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报纸的广告版面就可以看出,《新社会报》每天仅有25%的篇幅是广告版(头版上有半版,四版有半版),而《大公报》50%左右的篇幅是广告。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多数中国报纸上的广告篇幅占报纸总版面的50- 60%,相较这个数字而言,《新社会报》的广告是比较少的。当时的一些报纸,如《大公报》,还经营印刷业、图书出版业等,《新社会报》可谓耗尽林白水的心血。[6]

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已经让《新社会报》的经营步履蹒跚,与此同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也给以林白水以重大打击。1922年2月,《新社会报》因独家披露吴佩孚挪用盐业公债的黑幕,被警察厅勒令停刊。

林白水经此打击并不气馁,停刊两个月后,《新社会报》原班人马改头换面,《社会日报》新鲜出炉。对于这次被迫改名,林白水自嘲地写道:

“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除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级,示所以自刑也。”[7]

揭穿贿选黑幕

涅槃重生的《社会日报》丝毫不知“悔改”,其抨击时政的辛辣作风依然照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而揭露此事正是林白水和他的《社会日报》。

2月28日,《社会日报》“紧急新闻”栏刊出一篇《吴大头之进项》,骂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是“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披露了曹锟送他3万元、送副议长张伯烈1万1千元等丑闻,揭穿了曹锟与吴景濂之间的政治交易。

6月,林白水又发文揭穿了曹锟贿选总统,以“津贴”为名义给每个议员每月600元、每张选票5000元大洋等内幕,大大地触怒了曹锟,结果报馆被封3个多月,林白水也被囚禁了3个多月,罪名是妨碍总统选举行为。直到曹锟坐稳自己依靠贿选得来的总统宝座,才将林白水放出。

1924年秋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当了一年零二十多天总统的曹锟黯然去位。林白水发表时评《哭与笑》,将那些以往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军阀们曾经编织的谎言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再次燃烧的激情

1925年11月29日发生了著名的晨报馆被焚事件,北京《晨报》报馆被捣毁,《社会日报》也险些被砸。

林白水经历了大风大浪,不知为何这次却心生疲倦,无意再言国事,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社会日报》正式登出《拜水启事》,说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了,家境窘迫,孩子学业未成,应当更加照顾家庭,听从亲友的劝告,不再写文章抨击时政,以免招致横祸……[8]

当时社会上许多人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一见林白水要“歇菜”,纷纷致信林白水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在《启事》刊出的短短5天内就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一位青年学生在信中写道:“我们每日拿出脑血换的八枚铜元,买一张《社会日报》,只要读一段半段的时评,因为他有益于我们知识的能力。”

见到众多忠实读者的支持和期许,林白水感到自己又充满了斗志,也感受到自己肩头责任之重。他再次刊出《白水启事》:“这半个月之内,所收到的投书,大多数是青年学生,都是劝我放大胆子,撑开喉咙,照旧的说话。我实在是感激的很,惭愧的很。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

只是他自己也想不到,此时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真的发生了。

撞到枪口

1926年4月16日,冯玉祥战败,奉军入京,这一突然的变化改变了许多人命运,邵飘萍如此,林白水亦然。当时北京以邵飘萍、林白水代表的舆论界,普遍对冯玉祥以及南方国民政府有好感,发文褒贬自然有所倾向。在冯玉祥军退出北京之时,林白水依然撰文赞扬冯玉祥秩序井然撤出北京,这一举动自然引起北京城新主人——奉系军阀的强烈不满。

就在奉军进京也就十天的功夫,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26日在天桥惨遭杀害。奉军的做法就像厕所里扔炸弹——激起了公愤,林白水在5月12日和5月17日的《社会日报》头版分别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和《代小百姓告哀》,向奉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奉军视赤党为洪水猛兽,其实不赤之“洪水猛兽”早已到来。[9]

长期以来,现今的历史教育教出了一种定向思维:好人都是因为抨击黑暗势力,最后被黑暗势力杀害。

然而,历史的精彩不在于定性的结论,而在于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跳出坏人杀好人的简单逻辑,林白水之死的直接原因和政治无关,他是因为在报纸上骂人而遭到私人报复。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北京《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他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官僚之运气》,文内说: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裤下,亦步亦趋,不离唇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赞,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因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10]

得罪小人

林文中所说的“某君”指的就是张宗昌的幕僚潘复,时任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林白水把潘复和张宗昌的关系比喻为“系于胯下之肾囊”,已经是对潘复极为露骨的人格侮辱。

潘复当晚看到此文章当即火冒三丈,给林白水打电话,要求在报上公开致歉,林白水认为暴力不能干涉言论自由回绝了潘复。潘复见林白水竟然如此耍大牌,立即去找张宗昌,好啊你小子,你不是说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嘛,爷今天就给你干涉一个看看!

而张宗昌与林白水也早有宿怨,早年林白水也经常在报纸上大骂张宗昌,张宗昌名声最响的绰号之一——“狗肉将军”就是出自林白水之手。潘复在张宗昌面前大倒苦水,极尽污蔑之能事,正好张宗昌早就看林白水不顺眼,立即下令逮捕并处决林白水。[11]

8月6日凌晨一点,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之命,乘车来到报馆,略谈数语,便将林白水强行拥入汽车押到宪兵司令部。报馆编辑见势不妙,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林白水的好友薛大可、杨度、叶恭绰等人急匆匆赶往潘复的住宅,找到正在打牌的张宗昌及潘复,薛大可当即跪下,恳求张宗昌能够放林白水一条生路。

张宗昌见这么多以前尾巴翘到天上的文化人如此折腰,可谓是给足了面子,于是自称与林并无深仇,只是因为林白水是共产党,故不能不杀之。求情的说,林白水办的《社会日报》并非宣传社会主义,而是取为社会服务之意。张宗昌想了想,答应死刑暂缓。

旁边潘复一听这还得了,生怕迟则生变,立即联系到宪兵司令王琦,王琦是潘复的旧交,而且潘复还曾有恩于他,潘复示意立即处决林白水。

先下杀手

凌晨4点,林白水身着白色夏布长衫,时年52岁的他头发花白,被一队宪兵扣押来到北京城南天桥刑场。到刑场之后,林白水被叫嚣的兵士簇拥着推上一个垃圾堆,身子未及站稳,就听一声枪响,子弹从脑后射入,直穿到左眼。一番踉跄之后,终于颤然倒地,陈尸道旁。

当时,位于天桥桥头的派出所张贴了北京宪兵司令部发布告示,写明死者身份和案情:

“奉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谕:《社会日报》经理林白水通敌有证,着即枪毙,等因奉此,应即执行,此布。”

此时,薛大可等人依然在张宗昌处求情,没想到传来消息,说缓刑命令已迟,林白水已被处决,张宗昌对此深表歉意。

在死前,林白水留下一封遗书:

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12]

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

林白水的尸首是由他的徒弟建书到场收殓的,最后葬于于南下洼龙泉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陆起,时年19岁,正在美国留学。女儿林慰君当时只有14岁,随侍在京,闻讯痛极,吞毒药自杀,遇救得不死。

家奠那天,张宗昌派员送去祭金I万元,被慰君严词拒绝。林慰君[13]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为亡父撰就一部《林白水传》,也算是告慰了一代报人林白水的在天之灵。她在《林白水传》中谈及父亲的惨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概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14]

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谁能坦然面对生死呢?外人看到的是林白水光辉的背影,他自己的苦痛,只有最亲的亲人才能深有体会。

1928年北伐功成后,首任北平市长立即为“萍水”二报人举行追悼会,与会者有千人之多。他们被新闻界奉为为民请命、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烈士。即使他们走了,但是他们的身影已经刻进了历史,成为中国新闻精神的代表,时光穿越百年,依然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