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欣作品 　代表作：《归途列车》、《沿江而上》《好死不如赖活着》

范立欣是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两项大奖的一位导演。范立欣从事电影纪录片创作始于1998年。他在2003年剪辑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得了英国皇家纪录片学院奖和美国电视文化艺术贡献奖。

2006年初，范立欣任中方制片人参与了加拿大电影局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沿江而上》拍摄。该片在温哥华电影节上荣获“加拿大最佳纪录片奖”，并获得2008年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提名。
　　中文名： 范立欣
　　毕业院校： 华中理工大学
　　国 籍： 中 国
　　代表作：《归途列车》、《沿江而上》《好死不如赖活着》

　　出生地： 湖北武汉
　　出生日期：1977年3月
　　职业：导演/制作人


　　代表作品：
　　《归途列车》
　　《沿江而上》
　　《好死不如赖活着》
　　工作经历
　　范立欣曾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任摄影记者，有着长期和国际媒体的合作经验。

本人也曾参与众多国外媒体在中国的纪录片拍摄和制作。

　　早在2003年，范立欣参与执导并剪辑了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关于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因为敏感的题材和充满感情的记录，在纪录片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曾获2003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提名、2003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竞赛单元提名、2003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2004年他曾受朝鲜劳动党邀请，做为摄影指导参与拍摄一部关于朝鲜领袖金日成的纪录片。该片在朝鲜实景拍摄，并荣获当年朝鲜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篇。
　　2006年，范立欣参与了加拿大电影局和Eyesteelfilm公司共同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沿江而上》的拍摄，并任中国制片和录音师。

该片讲述了一个三峡工程蓄水和人民生活变迁的故事。该片在2007年温哥华电影节上荣获“加拿大最佳纪录片奖“，并入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伊文斯“奖角逐。《沿江而上》将在包括国家地理频道，PBS, POV, ZDF,ARTE, CBC等多家电视台播出。

　　2006年，范立欣开始创作纪录长片《归途列车》。农民工一直是让范立欣难以释怀的题材，出生于中国农村，又因为曾在电视台工作而走遍全国的他，真正体会到了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深刻影响。

　　在长达三年的艰辛拍摄之后，本片一举打破了以往记录片给观众的“粗糙美感”和“糟糕叙事”的印象。在好看的同时不失艺术性与人文关怀。
　　该片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中获得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华人导演获得此殊荣。之后范立欣凭借该片更是势不可挡的在包括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洛杉矶亚美电影节、维多利亚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等几十个电影节中获得了最佳纪录片、最佳摄影等六十多个奖项。

　　范立欣凭借该片，成为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也是第一个能在这一美国最富盛名的专业奖项中纪录片奖的华人导演。
　　此外的洛杉矶影评人奖十佳影片，奥斯卡纪录片提及（notable omission）,电影眼最佳国际影片，烂番茄年度进番茄大奖等，都是华人纪录片甚至全体电影界得重大突破和斩获。

　　凭借该片，导演范立欣开始在国际电影电视领域崭露头角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多次担任包括艾美奖评选在内的电影节及奖项评委。

　　编辑本段所获荣誉
　　《归途列车》首先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首奖”，紧接着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一举获得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这是该奖项在历史上首被中国导演摘得。随后《归途列车》更是技压群雄，势不可挡，在全球一路获得了双料艾美奖、洛杉矶影评人大奖、纽约时报2010年度十大影片、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洛杉矶亚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大影片、加拿大电影最高荣誉“基尼奖”、法国真实电影节竞赛单元、 阿布扎比电影节金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入围苏黎世电影节竞赛单元等全球各大电影节中获得了最佳纪录片、最佳摄影等四十多个奖项。

　　归途列车组图(18张)《沿江而上》该片在温哥华电影节上荣获“加拿大最佳纪录片奖”，并获得2008年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将提名
　　《好死不如赖活着》2003年获得了英国皇家纪录片学院奖和美国电视文化艺术贡献奖；

　　媒体报道：
　　范立欣： 为底层呐喊的独立电影人
　　这原本是一列开往春天的火车，满载着一车人希望的故事。

但是在中国特色的春运下，亿万迁徙的农民工成了大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族群。千万人无助地守候在火车站广场前，站了5、6天，毫无尊严，像蚂蚁一样地活着。

虽然今天的中国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但是还依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农民工群体被落在后头。范立欣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讲述农民工的辛酸与血泪，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故事。
　　[1]范立欣：纪录片里寻找归途
　　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夫妇，20年前开始在广东打工，希望用微薄的收入抚育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可失去双亲陪伴、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打工妹，让父母的梦想破灭。

　　“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范立欣，一位30岁出头的中国导演，撸了撸袖子，猛吸一口气，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将张昌华夫妇三年的春运回家路摄下，让人们真切感受支撑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农民工群体当中的一家四口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伏。
　　这部名为《归途列车》的纪录片，一下获得美国导演工会奖、洛杉矶影评人大奖等30余个国际奖项，在中国上映时正值春运大潮，7个城市进行了“一城一映”的巡展。

　　它没有花一分钱媒体宣传费，却几乎场场爆满。
　　“‘归途’在哪里？”
　　为完成自己在本土操刀的第一部纪录片《归途列车》，左腿膝盖只剩下三分之二的范立欣，扛起机器，带着剧组，跟踪拍摄张昌华夫妇整整三年，积累了350个小时的素材，最后浓缩成90分钟的影片。

　　从表面上看，影片讲的是张昌华夫妇回家的路途，他们和所有农民工一样，在售票窗口前失望，在绿皮车厢里挣扎，在村口小路上放下又一年沉重的包裹。
　　但范立欣没有把镜头停止在旅途的终点，而是对准了空巢的老人，对准了1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张琴。

她在外公的坟前哭诉，说自己并不想见到父母。她甚至和一年只能见上一面的父亲扭打在一起。因为在她眼里，父母只是给钱并嘱咐她好好读书的人，和她几乎没有情感的联系。

于是，她似乎认准了一个死理：只有钱才是有用的。
　　范立欣赞同一位网友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现代化”会破坏一个国家最基础的构成——家庭。
　　“从更深的层次看，影片要问的就是‘归途’在哪里？”他说，选择春运这个题材，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观察点。

影片与其说是在讲春运，不如说“展现了一个困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家庭命运的故事”。

　　成为“范导”之前，范立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时常下乡的他，往往前一刻还在家徒四壁的乡村工作，后一刻就在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聚会。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这个“爱激动、爱打抱不平的人”更多地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矛盾。

　　他捕捉到这样的镜头：一位广州警察在维持火车站秩序时，问拥挤在人群里的张昌华：“你们这些外地人跑到我们广州来干什么？”压抑已久的张昌华，把十几年打工的委屈倾诉出来：“要不是我们广安的邓小平到你们这里搞改革开放，可能今天你们连我们四川都不如呢。

”
　　这个镜头最终因为时长原因没有放进片子，可一直印刻在范立欣的脑子里。

　　他曾经纠结和疑惑：也许，对这个国家而言，春运所折射的种种社会阵痛，都是难以逾越的阶段。而他又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追问：那些苦苦追求最后一班列车的农民工，会不会被高速前进的社会列车抛到身后？
　　“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
　　纪录片在国外电影节展映的两年中，范立欣几乎每月都要带着片子绕地球一圈。

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蓬勃发展的中国背后那些小人物的辛酸，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范立欣放下杯子，向本刊记者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中国2.

4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
　　2009年，在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北京一所中学的访问团被安排观看《归途列车》。

放映完毕后，一名男生激动地跑上台，从范立欣手里抢过话筒。他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自己看完后很伤心，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让我好好学习了，因为他们想让我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孩子的责任感让范立欣感到安慰。他觉得，在这个无法跨越的发展阶段里，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一些城市人的优越感，拿出更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农民工更加友好一点，哪怕是地铁上让个座，对餐馆的小妹道声谢。

　　一位美国中部的观众看完电影后，感谢范立欣让他理解了在外贸服装厂工作的张昌华，说看到他为改变儿女命运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这是中国人的坚韧、努力以及对家庭的爱。

　　而在以前，这个美国男人会抱怨，这些努力工作并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
　　范立欣感慨，纪录片是一个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并理解中国的媒介，因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

　　更多的西方观众观片时，注意到了如下细节：即将出口欧美的低价牛仔裤被一捆一捆地堆在窗边，彻夜灯火通明的厂房里，是一排排埋头操作缝纫机的工人们。

　　在和导演交流时，有西方观众说，他以前总在指责发展中国家。看完影片后他开始反思：消费主义下，发达国家普通民众不应对物质产品过度需求，跨国公司不应对利润有嗜血的追逐。

　　反映华尔街金融危机纪录片《监守自盗》的导演查尔斯·弗格森对范立欣说：我们的主人公居住在地球的两端，但他们的故事却是紧密相连的。
　　“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要尽量换位思考。

”当他第一次见到张琴的叛逆时，脑中浮现出“不孝”“不成熟”这样的字眼。可他马上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在青春期希望获得独立，却无人给予充分关爱和指导的女孩。为什么父母要抛下她进城打工呢？城乡二元结构成了应当思考的问题。

　　等候了八年的时机
　　1998年，范立欣从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院的英语系大专毕业，进入地方电视台，扛上了摄像机。这年年底，他偶然间在同事遗落的笔记本里“偷看”到了全国纪录片工作会的会议纪要，其中显示的拍片感受、如何与拍摄对象建立信任、如何用摄影机记录生活……这些当时范立欣并不认识的业内大腕的发言，让他那一夜没能合眼。

　　范立欣年幼时，父亲部队复员后到一所放映员学校当老师，这让范立欣有了得天独厚的观影条件。

一块露天的大银幕，正面和背面都挤满携凳而来的观众，这就是范立欣童年的“天堂影院”。
　　“我从小就知道电影的力量，因为电影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他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也在那个年代烙下——贴近生活，反映现实。
　　看了那个笔记本后，范立欣并未马上“放手去做”。
　　他每天早晨提早1小时到单位，偷偷拿来摄像机，跨开双腿，调整呼吸，直到一年后成为单位“扛机器最稳”的人。

　　他攒了一年多的薪水，和一位同事搭乘火车南下，买了一张站票、一张卧铺，两人轮流睡至广州；又买了一部1万多元的二手DV，开始练习拍摄和剪辑。

　　他倾尽所有积蓄，花6000多元买了一部当时最先进的“双奔三”台式电脑，接下了给另一位导演的一摊“私活”——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当剪辑师。

整个剪辑工作进行了10个月，第三个月时，这台电脑开机和开软件就需要30分钟，并且每15分钟崩溃一次。
　　2003年，靠着这样一台电脑剪出的片子，剪辑师范立欣登上了圣丹斯电影节的领奖台。

　　2006年，他加盟纪录片《沿江而上》，成为中方联合制片人。
　　就在拍《沿江而上》期间，范立欣觉得“时机已到”。这一年7月，他提着摄像机，只身一人进入广东的工厂寻找拍摄对象……
　　“纪录片会洗掉你所有的一时冲动和头脑发热。

”此时，已过去整整八年，“全电视台扛机器最稳”的范立欣，第一次为自己的片子打开镜头。
　　“把自己放到一个产业化的进程中”
　　真正开始梦想的范立欣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很现实——钱！

　　范立欣自掏腰包十多万元，又让制片人赵琦向朋友借了二十余万元，买器材、置设备，2006年11月，七八条枪的队伍开了张。制片人是中央电视台员工，摄影指导孙少光是以前的同事，录音师范立明是他的亲哥哥……这样的组成可以暂时省下一大笔“工钱”。

　　可一大组人要吃要喝要住，开机不到一年，钱就用完了。
　　眼看着马上又是春节，最忙碌的拍摄季节即将到来，范立欣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他盘算着必须添置新机器，而剧组的员工一年来还没领过一分钱。

　　抱着几乎绝望的心情，范立欣去了广州纪录片电影节，希望能找到一些投资。

可他明白，希望不大，因为他们背后没有制片公司，没人会把钱直接放到一个“草台”剧组。
　　然而天上真的掉下了馅饼。一家国有电影制片厂表示愿意投资，并派出一个中层干部和范立欣详谈：30万元人民币，买走《归途列车》世界版权的一半。

这让范立欣左右为难：不要，断炊的剧组只能马上停工，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要，30万元又支撑不了多久，剩给自己一半世界版权的片子再难找到大的资金投入。
　　范立欣提出，30万元他只能让出大中华地区版权。

最终，对方摇了头。
　　“那个moment(时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了解国际纪录片业的范立欣知道，官方和公共电视台的投资是纪录片很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保证了一个国家纪录片行业的正常运转。

但这一切在中国尚未出现。因此，来自国有影厂的投资，有着比钱更多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一个产业正在发生变化，在那一刻他甚至以为“看到了一道曙光”。

　　几乎绝望的范立欣在那位干部面前“唰”地流下了眼泪，后者最终心软了，拿出自己的15万元，借给了范立欣。
　　凭着这笔钱，剧组顺利拿出了样片，写好了提案，《归途列车》顺利地在国外征集到100万美元的支持。

　　在范立欣眼里，纪录片从融资、制作到发行，跟其他电影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链里，不是“谁给钱谁就是爷”，他和所有投资方都用合同的形式规定，制片人与投资者，无权干涉导演对影片的剪辑权。

　　眼下，范立欣正致力于对国内纪录片导演进行培训，让他们更明白国际运行规则，学习撰写提案等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技巧。他同时开始寻找中国纪录片“本土生存”的路径。

　　《归途列车》在7个城市“一城一映”之前，范立欣找过国有发行公司，可最少一百万元的拷贝制作和宣传费让他却步。高额费用下，是《海洋》这种极具观赏性的纪录片都难以保本的现实。“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商业电影的运作方式，这不适合纪录片。

”
　　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7个城市，范立欣选定了每个城市的一家影院，用影厅长线定期放映《归途列车》，票房收入双方分账。范立欣觉得，既然中国的城市还无法支撑起一家艺术电影院，那么在商业电影院里逐渐打造一个艺术电影厅，应该是可行的、有市场的，这有利于中国纪录片业的发展。

　　随着一年的春运进入尾声，《归途列车》在全国的展映之幕渐落，但“归途”的故事不会结束，它事关春运、社会，也事关纪录片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