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的学生 把“变迁”印在学生心头——刘东生的教学风范

当刘东生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73岁时,他去了南极;79岁时,去了北极;86岁时,去了南海;87岁时,还去了罗布泊。今年,他虽91岁,但很多人坚信他一定是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

然而,3月6日这一天,很多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刘东生先生,2002年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获得者、中国200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06年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洪堡奖获得者,的确走了。

他离开了他热爱的地质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黄土,离开了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然而,很多人,尤其是曾与他共事的人,在这样的时刻,都忍不住想对其他人说些什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达他们对刘先生的敬重和怀念。中科院研究生院的3位老师——林秋雁、何涛文和潘云唐就在其中。

他们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的创始人,曾与刘东生先生有过密切交往,深知他的为人和教学风范。

新解20余年的老课程

何涛文曾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主任,林秋雁曾任研究生院地学部党总支书记,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课即是应他们邀请的,在课程的设置上曾经与刘先生多次讨论。潘云唐是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是《刘东生——揭开黄土的奥秘》一书的作者。据他们介绍,刘先生在研究生院任教近30年。

“自1982年起,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开课。这些年来,他无论社会活动、科研工作多忙,从不间断给学生讲课。给学生上课是他第一要务。有时,他从飞机上下来,直接赶到课堂,即便参加两会,他也会请假给学生讲课。”林秋雁说。

“《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是研究生院由刘先生主讲的课程,从1982年开设至今,课程名称没有变化,但刘先生却常讲常新。如1995年,刘先生讲课时,主要以全方位的理念讲述了第四纪的环境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同时,他把当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第14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讨论的最新内容也一并介绍给?生。

虽然许多学生在本科时已学过第四纪地质,可听了刘先生的课后,他们感到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有时,刘东生在讲课中,还会把自己正在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学术动态告诉学生,使这门近乎古老的学科不断增加新意。

何涛文记得,1979年他与刘先生讨论在研究生院开设“第四纪地质”课,并确定由北京大学的曹家欣与刘先生一起开课。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先生不仅自己讲“近代第四纪的地质学与环境学”、“环境与文明”,还邀请其他院士讲相关课程。

如请刘嘉麒院士讲授“新生代地质年代学”,朱日祥院士讲授“古地磁与环境磁学”,丁仲礼院士讲授“古气候学”等。此外还推荐国外著名教授在研究生院讲课。其中,包括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气候中心主任Bridlly等人。

口试和开卷考学生

在刘先生建议下,每年期末考试,他的这门课与其他老师的课程考试方法完全不同,采用口试和开卷结合方法。每个学生先结合自己的选题,上讲台讲10分钟,即“作10分钟学术报告”,然后,接受老师提问5分钟。刘先生认为,学生从事研究工作就不可避免国际交流,需要锻炼他们这样的能力。

同时,刘先生设立大开卷?试,让学生学会查资料。在开卷考试中,有的学生会钻研许多科研问题,也会提出很多新问题。刘先生认为,通过考学生,自己可以从学生那儿学到一些知识。他亦可在下一学期中,补充新内容。他说,“这是教学相长”。

此外,刘先生还会把学生请到所里参观和座谈,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实际。

“虽然这样的方法需要很多时间,但刘先生不畏辛苦。如果40个人一个班,全班完成考试,往往需要一整天。他就这样把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等贯穿于教学之中。”他们说。

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新技术不断出现在教学中,一些年轻人注重计算机技术,出现轻视野外工作的倾向。刘先生却比过去更加注重野外实习课,在他的课程中,他经常提议带学生去周口店、马兰台地等地实习,对年轻人的触动很大。刘先生认为,“不论技术如何进步,野外调查都不可忽视”。

拓展跨学科边缘科学

在30年的教学中,听过刘先生课的学生早已近万,他说:“我不一定认识你们所有人,但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课,并把自己的专业方向告诉我。”

何涛文介绍,刘东生先生对发展边缘交叉学科非常感兴趣。研究生院先后5次编撰课程设置,刘先生每次都选取最新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大纲。1982年到1987年间,刘东生曾多次与何涛文讨论。当时刘先生就提到,第四纪地质学最早是1955年由前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在北京地质学院讲授,地貌学则由前苏联专家列别捷夫于195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之后,北京大学于1958年专门办了列别捷夫地貌学进修班。

他说:“现在这门课我们来讲授一定要讲好。”在刘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如今,研究生院地质学的5个二级学科课程设置由原来的二十几门增加到107门。而第四纪地质学学科,已由过去的1门增加到18门。

据潘云唐介绍,刘先生一生中有两次研究方向的大转换。第一次是他刚到中央地质调查所,领导希望他从事工程地质研究,但他认为,内战期间毫无建设可言。他说:“我还是喜欢研究基础地质。”于是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古生物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解放后,他认为国家在经济恢复建设时期,为了满足国家需求,他又放弃了从事多年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工作而到刘家峡、龙门峡、三门峡等地从事第四纪地质研究,之后,一头扎进了黄土高原的研究,再也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