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接见李远哲 80年代邓小平首次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
本文摘自:《两岸关系》2004年08期,作者:吴跃农,原题为:《邓小平与金庸共议祖国统一》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镛——金庸。
那是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查良镛。当时,历时十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15种36册)修订工作将近完成,金庸宣布从此“挂印封刀”,不再写武侠小说。
7月的北京,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要见心仪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着西装,打好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迎接。一见到金庸,邓小平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面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继而又热情地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后,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他很喜欢读。金庸的《明报》社评他也是知道的。查良镛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
”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做了回答。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先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然后两人走进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他穿着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一个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几乎每天执笔写社评,有世界声望的政论家,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和客套,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谈得尖锐。
“文革”期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曾在《明报》社评中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他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最大号的“反动文人”。
他还在社论中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小平他们,赞扬周恩来大力倡导的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1976年春天,“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他在社评中不仅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重返权力舞台中心。
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他曾对记者说:“可以说,我的想象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在金庸看来,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就听说,邓小平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猪不怕滚水淋”。意思是说,任由你们批判,我也不理睬。他还听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邓小平不动声色,不予置理,使“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一次又一次无可奈何。“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大力主张搞经济建设。这一主张得到了金庸的全力响应,金庸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
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金庸对中国未来充满必胜信心,多少个夜晚,他激动难眠,有邓小平领航,他相信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够驶向辉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他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1981年的夏天,在阔别大陆数十年后,金庸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昔日离开大陆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但赤子情怀依旧。
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见什么人,什么时候会见,在什么地点会见,当然都是有丰富的含义的。这次会见,就很有历史意义。金庸提出要见邓小平,邓小平也要借与金庸见面机会,向海内外释放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因为在此前不久的6月27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议题了。
邓小平抽着烟,笑着对金庸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件大事中,邓小平着重向金庸讲的是台湾问题。为什么要通过金庸来讲台湾问题?邓小平觉得他是两岸的一个极好的传话人、沟通者,因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华人世界的号召力,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又由于他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的笔斗,使他在海外有了忠厚正直的好名,他对台湾方面能够传递有效信息。
在1973年春,金庸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有会见他,但他还是与蒋经国作了深谈。蒋经国也是“金庸迷”,但他与金庸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
这时的国民党当局,也在考虑两岸的走向问题。以蒋介石为首的在台湾的国民党人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他们没有响应国际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也就是因为这点,金庸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在台湾的国民党保持了一定的好感。
应蒋经国的安排,金庸走访了金门“前线”。在金门,他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爱国反分裂的民族英雄,他感到悲戚。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他发自肺腑地说:“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他在台湾表达了“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祖国统一”的愿望。他发出的爱国之音,当然得到了回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向他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他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邓小平与他讲到了两岸的统一问题,金庸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关键,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邓小平进一步与金庸细谈:半个月前结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就党内工作而言,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了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见邓小平谈起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
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地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
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邓小平还说,六中全会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召开,这是因为《决议》没有写好。在写《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四千人参加。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指出: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这时想到的是怎么搞经济建设,一定要摆脱极“左”的所谓的“兴无灭资”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教条束缚。邓小平抽出一根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自己也用火柴点了一根,然后问金庸:“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
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他又给了金庸一根熊猫牌香烟。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要开创新的历史,就要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清楚的交待,只有这样,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齐心合力地去干事业。金庸知道此点。他顺着话题对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这个决议很好。会谈中邓小平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因为在斯大林极端的“镇反”做法下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他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
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发表过多次重要的指导性讲话(这些讲话后来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
当时,邓小平通过与金庸的会见,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这个《决议》的背景知道得更详细些,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焕发广大海外同胞对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热情。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再加上对《决议》公布的肯定,已经宣告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形势下面临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了,而香港的回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会谈持续了一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金庸是新时期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电视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和金庸两人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这件事,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赶紧加印,没几天又售罄,于是只好第三次加印。
此次访问,廖承志还专门宴请金庸。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金庸回应道。随后,金庸到他笔下的实景地新疆天池踏访,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
他兴奋莫名,要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和邓小平见面以后,金庸的书在大陆也发了“准生证”——在内地正式出版。
雪莲,洁白的情愫,赤子的情怀。金庸的心愿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祖国统一的伟业之中。
就在邓小平接见他的前几个月,1981年2月26日,金庸做出了他对香港前途的“预测”。他在《明报》社评中说:中国政府会决定收回香港,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的时间将在“收回日期之前15年左右”,同时将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最令金庸高兴的是,就在邓小平接见他的第二年,他的“香港预测”也得到了证实。“中国政府的确于1982年宣布,定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15年。”
香港回归提上议事日程之后,金庸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时金庸正在北京。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他认为是“天才的设想”,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及“一国两制”,评价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5年7月1日,金庸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4日,他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金庸发言毕,会场掌声雷动,雷洁琼走上前去,用英语赞许道:“你的发言好极了!”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负责人,还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的成员。1988年,他和查济民联名提出的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即“双查方案”,是对港英当局试图搞乱香港的回击。
当年,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
金庸主持“武林大会”,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武林大会”决不出胜负输赢,金庸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与中共官员“密谋”一番后,金庸又连夜赶改方案。
“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便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反对金庸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风波,金庸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更大的风波。
香港有几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金庸“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这年的12月6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提交给草委会通过。然而,歪曲宣传之下的香港依然是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金庸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报》连载12天,以示真相,以平风波。
1990年2月27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金庸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从那一天起,至1990年初,金庸先生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为起草《基本法》,风雨同舟,历时艰辛。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共三次接见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1993年,金庸将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明报》转给他人,名义上是“退休”了,但他对有关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全身心投入。他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对香港回归祖国持积极乐观态度。
1993年3月,金庸再次访问大陆,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江泽民对金庸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许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1995年,我国政府宣布金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金庸与1996年12月11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推委会选举产生、经国务院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是好朋友,在1996年下半年关于首任行政长官人选问题上,金庸就对董建华十分推崇。
他说:“我认识他很久,也认识他的父亲董浩云。他人很稳重,有才能,应付困难是他的长处。他不喜欢张扬,不宣传个人。”这里,可见金庸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
金庸的家乡是浙江嘉兴市。他爱家乡的举动是颇有名的。他向家乡中小学赠款,向浙江大学捐赠100万港币设立金庸奖学金,1994年至1995年间出资分别在家乡嘉兴兴建金庸图书馆,在西湖风景区营造具有民族风格的“云松书舍”,并将它赠送给杭州市人民政府,还出资在家乡建造一家化工厂,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家化工厂成为全国性的大化工集团,另外还投资家乡合资兴办“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有这些,家乡人都铭记在心。
人们可以经常看到金庸在祖国奔波的身影,他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上华山论剑,为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尽心竭力,这是因为,邓小平与他的会见对他影响太大了,他自己曾经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