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为啥看上章含之 晚年章含之:用一支笔为丈夫乔冠华讨回公道【3】

临近乔冠华逝世十周年时,我在北京。她告诉我,许多老朋友都劝她,说她活得太累,不为自己活着,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阴影里。她感叹地说,老乔去世快十年了,我大概是应当走出这个阴影了。她说,我想把埋在心底的对老乔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从相知、相恋、相爱,到生死相依。写出来可能会轻松点,以后再也不写了。

她一气呵成写了七万字,就是那篇著名的《十年风雨情》,那真挚而又细腻、浓烈而又悲凉的爱情催人泪下。

我当时主编《文汇报》“笔会”副刊,我用超常的规格,用四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几十家报纸转载,每天接到读者来电来信,成为《文汇报》史上少有的几篇引起全国轰动的文章。

随后,我为她编了第一本书《风雨情》。有人误以为《我与乔冠华》是她第一本书。其实,《我与乔冠华》是她与其他几位乔冠华的朋友的合集。真正她个人的第一本书是《风雨情》。收录了她执笔以来写的所有文章。

新书出版时,我请她来上海为读者签名。报纸发了消息,读者提前四五个小时就到书店门口排队,排成长龙。但是章含之却无法来上海。

她病倒了。医生说,她如果执意来沪,会有生命危险。不得已,她请她的朋友专程从北京送来乔冠华和她自己的两枚印章,我和责任编辑代她去为读者盖章,盖到我们手腕发酸手指发麻。

章含之在死亡边缘挣扎了半年。她的朋友一次次给我打来病危告急电话,但章含之一次次从死亡线上走回来。她顽强的生命力使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因为她还有一些事没做完,她还有一些想说的话还没说。

四年后,我主持的《文汇报》“笔会”副刊计划出版一套“笔会文丛”,我想到章含之的书已经在市面上脱销,便请她再写一篇新作,编一本新书。她写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回忆她的大学时代。并以此篇作书名列入笔会文丛中。笔会文丛的作者除了章含之,还有柯灵、吴冠中、华君武、秦怡、龙应台、沙叶新、陈钢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进入新世纪后,我到文汇出版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又是章老师,我请她再写一段在外交部的生活。这样她写的各篇文章在时间上就可以串连起来。故事就完整了。好像一部传记,这就是后来那本名扬海内外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她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不是我“逼”她,她一直不想动笔。我知道她的心情很矛盾,想写又怕写。往事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但伤痕依旧存在。她说:“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

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我深深了解她。我希望她开始新生活,不愿她再去触动心灵深处的隐痛,但我又知道她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心底的“死结”就永远解不开。因此,她还是高兴我这样逼她的。

《大红门》出版后,几乎每个月印一版,有时一个月连印两版,连续上畅销书排行榜。竟然印了二十几万册,她很高兴,开玩笑说想不到“老来红”了。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还在走红的时候,章老师开始冷静下来。

那年,她在青岛海边买了套房子。看起来她像是心血来潮,受朋友蛊惑。其实,我了解她心底里是想躲开北京的纷扰,在这里可以静静地休息和写作。

有天,她告诉我想写本真正的自传,写她自己的一生,这些大人物大事件都是她的背景,促使她动心的是一家外国大出版公司的约稿。

我说,是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表面看起来把她的人生故事串起来了,很完整,像本传记。其实,那都是写别人,写主席,写总理,写老乔,写父亲,她只是陪衬。这些年来,她给我讲过那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写出来才是她真正的传记。

她说,《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其实我没有跨出去啊。大概我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才算真正跨出去。

她一直想跨出去,但她在这大红门里生活了一辈子,她属于这个四合院,这里有她父亲的身影,有冠华的笑声,还有永远铭刻在心的情感恩怨。但这里的气氛太凝重,太压抑,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四合院里太孤独,太沉重。她想跨出去,她后来又在上海买房子,在上海办学校,她喜欢上海,她身上流着上海女人的血。她常常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

但离开久了,她又会想念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有次她对我说,她回到四合院里,心情才会真正安宁。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她在医院时,也想着史家胡同的家。她说她不能再坐飞机了,去不了上海了,她约我春天时再去史家胡同,好好商量她的自传。完成这部自传,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春天,我会再去史家胡同,沿着二十三年来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胡同,推开那扇熟悉的大红门。 (文中部分老图片系在章含之家中翻拍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