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的后人 刘仁静在建国后的遭遇

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1922年,刘仁静又和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并代表中共发言。1926年,陈独秀派他去苏联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指责斯大林,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已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回国以后,他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就与国内的一些托派分子联系,着手组织反对派,与党直接对抗。结果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而将其除名。

抗日战争期间,刘仁静有心参加抗日事业,但内心仍坚持托派思想,不愿找共产党认错,就作出了去国民党机构工作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1950年8月,刘仁静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

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视作“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

所以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

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他的检讨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群起抗议,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

为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第二年社方又把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即不再作为出版社的正式职工,在家译书,不用上班,工资100元数额不减,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

从此,刘每月除按时到出版社领钱和交稿外,似乎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人们也逐渐把他忘却了,他有幸躲过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

1967年,刘仁静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六年多。最后向他宣布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二是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宣传托派思想。后又在团河农场关押了5年多,直到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这时他已77岁了。

刘回社以后,根据中组部的意见,从各方面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生活费从100元提高到200元;儿子刘威立从外地调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结束了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