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的地位 扬眉雪耻日忧民爱国魂——“密苏里号”舰上的受降与徐永昌其人其事
陈琳(中)与家人在“密苏里号”舰上合影。资料图片
当时,回想父亲69年前曾站在这一方甲板上,亲睹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人民签字受降的一幕,真是感慨万千。
随后,我和展馆工作人员、一位女中校军官谈话,我告诉她我父亲曾站立在此甲板上参与69年前的这一事件。她极为兴奋,把我请到一个大厅内坐下,说:“这就是您父亲当年休息过的地方。”我告诉她,我父亲曾与麦克阿瑟在此握手相会。
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前面提到的那件父亲留给我的美国海军军官专用衬衫。我把这衬衣的来处讲给那女军官听,并将领子翻过来给她看上面的标签,她大大惊叹,并照了相。随后,她从一个书柜中取出一个大本子,是来参观过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留言。
她说,自“密苏里号”永远停靠在珍珠港成为博物馆后,还从未接待过任何当年参加仪式的各国代表团人员的后代,说我是第一个。我自然也觉得很骄傲。于是我就应她之请,用英文在纪念册上写下了当年我父亲曾亲临这方甲板的经过,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去前就已想好要这样做的)。她说2015年9月,他们将在舰上举办纪念二战胜利和日本投降70周年的活动,欢迎我去参加,将作为贵宾接待。
我们在她的陪同下参观了战舰的主要部位,她为我和老伴以及三个子女在前甲板的巨炮前拍照留念。之后,作为这次访问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去参观了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事件纪念馆。
纪念馆建在被日军炸沉至今沉睡海底的美国“亚利桑那号”战舰的残体上,是一座长方形的白色建筑,里面墙上镌刻着在珍珠港事件中捐躯的美军官兵的名字。其中1102名的遗骨至今就长眠在“亚利桑那号”的舰体中。
一日,徐元明问我是否愿意保存她所持有的一套十二大本的《徐永昌日记》。她说:“我的子孙早已成为纯粹的美国人。他们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我爸爸这套日记在我这里只能是无人过问,最后,被当成废纸处理掉。”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带回北京。
今天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不应忘记这受降仪式的庄严一幕,也不应忘记当时代表中国人民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徐永昌将军。
那么,我们今天应如何评价这位蒋介石政府的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他是怎样一位人物?
我想,首先必须记述一件史实:虽然在1946~1949整整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徐永昌始终担任蒋介石政府军政要职,但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时宣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没有徐永昌。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父亲在生前多次与我们子女提及:徐永昌虽一生在旧政权中当官,最后身居军界要职,但他始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只顾一己私利、不以国家为重、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的状况心怀不满。他的这种心情,在不同场合与我父亲作为知友谈话时,均有所表露。而且,这种心情随蒋介石政权在大陆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守台湾一隅而愈见加深。
1949年底,徐永昌随蒋介石退居台湾后,认为蒋政权还有这么一块地方以维残局,真正是上天赐福。在1949年12月31日除夕所写的日记中(见《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478~479页),他写道:“此即是上帝好生之德予此政权以改悔赎命之余地。即是说,假使上帝真不拟留此无能可恨之政权,早已先不令吾人获还台湾也。”(笔者按,此语指战后波茨坦宣言决定将台湾自日本统治者手里归还中国一事)
这里,我们看到徐永昌称蒋政府为“无能可恨之政权”,应当“改悔赎命”。他的这种情绪,绝不是一时之愤慨,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他要蒋介石政府必须痛改前非,方能赎自己的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当时所处的旧政权已是深恶痛绝。
且见徐永昌1949年5月24日在广州的日记,他写道:“晚饭时与养空(注:我父亲)论及共产党的功用,在社会上需要,尤其我国之政治更需要。”区区二三十个字,可以看出,他认为所谓“社会上需要”,推论之,应是指当时社会上人心不满,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需要共产党出来管管国家的事;而所谓“我国之政治更需要”,应是指他认为应当吸纳中共力量组成联合政府。(见《日记》第9册第332页)
同月26日的日记中,他记述有一个同僚一度投入解放后的北平但又返回广州一事。那个人来看望他,谈起北平当时的情况“并述共党诸多善政”,“国民党为少数人谋利益,决无胜理。可能今后如不痛加改革,亦决无存在可能。”“所言皆是也。”(见《日记》第9册第333页)
从徐永昌所写“所言皆是也”5个字中,可以看出他同意那个朋友对共产党的赞许——“诸多善政”,以及对国民党的评论——“决无胜理”。
此外,还可以看一看徐永昌对我父亲(和母亲)到香港后与他不辞而别一事的反应。据我想,这对他来说应当是一件丢脸面的事:自己多年的贴身秘书与知交竟然“投敌”而去。这在蒋介石面前也多少有点儿不好交代。何况,一夜之间就丢了一个知根知底的贴身秘书,对他可能会是很“不利”的事。
但是,我逐日查阅了徐永昌到台湾后的日记,完全没有写任何对我父亲愤恨恼怒的话。相反,只有一处提到时,还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1949年9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奉蒋介石之命到当时还未解放的包头看望傅作义等人。
他们谈论了当时的形势,还谈到一些留在已解放的北平的同僚情况。他写道:“余遂畅询北平友好情况……未悉养空何在云。”(见《日记》第9册第425页)这里,他对已经投入我党一边的原来同事(包括我父亲)不仅“畅询”,仍称“友好”,且很关心,没有表示出任何反感。
说起与傅作义见面,我又想起父亲告知的一件事:1948年冬,天津解放后,我军已完全包围北平,并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蒋介石希望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又知傅、徐二人是多年知交,因而派徐永昌携带一封亲笔信到北平与傅见面。
当时,西郊机场与南苑机场或因已解放,或因已在我军炮火控制下而不能使用,傅作义在东城东交民巷东边从北到南拆去民房砍去树木修建了一个小机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徐永昌和我父亲所乘美国C-47运输机即在此降落。父亲曾说多亏那位中校驾驶员技术好,没有冲出跑道。
这次傅徐见面,非常具有戏剧性。一方面,在当时那种局势下,在一个“危城”且是“围城”中见面,本身已是够令人观止了;而同时,两人各自其实都是心照不宣。父亲后来给我们讲述了两人见面的一幕:徐永昌完全没有提任何劝说傅作义随他到南京去的话,而是递上蒋介石的信,只说了一句“我奉命而来”。
傅作义也只是打开信草草看了一下,随即把它放在一边,招呼徐吃午饭,拿出一瓶陈年山西汾酒。但两人并未多喝,倒是我父亲有机会又喝了不少他最喜欢的酒。席间,两人谈了些几十年前的老话以及共同朋友的状况。父亲清楚地记得,两位老友临别时互道“保重”。傅作义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后会有期”,徐似是苦笑了一下,并未作答。
后来,已是20世纪50年代,曾听传言说那时周恩来总理曾与傅作义提及希望能争取徐永昌脱离蒋介石政府回到人民一边。但是,据说傅认为徐不像他那样是个“外系”,而是“京官”,且徐虽对蒋十分不满,但他是个“讲义气”的人,要他投诚,恐非易事。傅作义觉得难以启齿。因而此事未推进。这一传闻是否属实,今天已无法考证了。
徐永昌,字次宸,1887年12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一贫农家庭,仅读过两年私塾。10岁左右,父母双亡。14岁时由一同族长辈送入当地军营。初做杂役,后成为一名列兵。1910年以后,由于他在军队中奋发图强、自学进取,先后被送入陆军部将校讲习班和陆军大学学习。
1916年完成学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先后在孙岳、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手下任职。曾担任绥远、河北、山西诸省主席及蒋介石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在任八年,为坚持抗战,殚精竭虑。1945年被指派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赴东京参与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后曾担任陆军大学校长。1953年退役,1959年病逝于台湾。
由于出身贫民,徐永昌一向关心老百姓生计,待兵如子。他父母双亡后,无力殡殓,在荒郊野外草草埋葬。升任军长后,他购置了一块地,作为徐氏墓地,将父母遗骨迁葬。后任山西省主席时,听闻贫苦百姓皆买不起墓地埋葬老人,遂将自家墓地改为“平民公墓”,为穷人家去世老人提供入土为安之地。在军队中任长官时,他请乡里贤人任军队教师,教授士兵读书认字,学习一技之长,以便退伍后得有生计。
自青年时代起,徐永昌即坚持写日记。其中,从1916年徐氏自陆军大学毕业后始写到1932年终止的部分,由其友人整理,徐氏自己定名为《求己斋日记》,由北平荣宝斋书局雕版印行。其后,自1933年起至1959年徐氏病危辍笔,前后26年,共三百余万字。
全部日记均为徐永昌用铅笔自记。
1995年我访问美国时,在洛杉矶会见了已在美国定居多年的徐氏长女徐元明女士。因徐陈两家曾是多年世交,我与徐元明和她的兄妹均很熟悉。
一日,徐元明问我是否愿意保存她所持有的一套十二大本的《徐永昌日记》。她说:“我的子孙早已成为纯粹的美国人。他们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我爸爸这套日记在我这里只能是无人过问,最后,被当成废纸处理掉。”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带回北京。
出于对历史以及对父亲经历的兴趣,我仔细读了这套日记,了解到许多未闻的往事,包括蒋介石政府1949年撤离南京后垂死挣扎,先后在广州、重庆等地建立“政府”,最终逃往台湾,以及在朝鲜战争期间如何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能“光复大陆”等史实记载。
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日记中前后有多处是我父亲的笔迹。想起父亲曾告诉我,徐永昌除几次卧病在床时由徐口授嘱他代笔,以及个别处由夫人李西铭女士执笔外,记日记是徐氏终身不辍的习惯。他曾说:“日记不但可以保留自身的经历,亦可以端正一己之行谊。”此外,从他将自己的早期日记命名为《求己斋日记》这件事也可看出,徐氏是一个有制于自己的人。
说徐永昌是一个职业军人,决不能说他是一个只知奉命打仗的无头脑之人。且举一例:1920年春,徐氏曾在友人的介绍下,阅读早年无政府主义者克鲁鲍特金的书籍文章,进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也感兴趣。他在1920年2月24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自己当时的认识——
“社会主义者总称也。分而言之则有集产主义、有共产主义。集即产业为众所集有也。共即产业为众所共有也。集产共产所导者集在各取所值、共在各取所需。”
“此等主义在英美等国可以讲求之,在犹太印度尤应力求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永昌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某些国家是“可以讲求之”或“尤应力求之”的,而且还应看到,他日记中所记下的这些认识是1920年的事,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而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则是:
“我国人在今日所当报国者在教育普及、养成有道德有知识的国民,即养成自立的国民也。自立的国民应由国民自省,亦由于政府引导。固毋忘自身,毋忘国家。”
在当时对世事有这样的认识,应属难能可贵,而同时,徐永昌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
“有自立的国民,即有自立的政府。国家能自立,民族即未有为人覆灭者。若民族的生存尚在朝不保夕,而亟亟于如何享幸福、如何享安逸,此真不可解者。”(注:以上各段,见《求己斋日记》——《徐永昌日记》第一册,第418~422页)
综上所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徐永昌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具有平民意识和开明思想,爱国爱民、倾向民主,他是一位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团结的局面,让老百姓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爱国者。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一些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还是需要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中,应当有徐永昌的鸿爪留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