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弟弟周同宇 周恩来为何亲笔批示逮捕自己亲弟弟?
核心提示: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
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
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合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30多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
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 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上世纪 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书信不断。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
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幷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幷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幷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花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 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却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距北京城20里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