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梅魁与浦安修 彭德怀与浦安修:夫妻分“梨”肝肠断

2017-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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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身在庐山上的浦安修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是给庐山留下了纷纷泪雨.裂痕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

身在庐山上的浦安修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是给庐山留下了纷纷泪雨。

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心情极度地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的刚烈性格和博大胸怀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浦安修去找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帅大姐欲言又止:“彭总的事到底是怎样,我也弄不明白……”

不久,杨尚昆主任代表中央和浦安修谈话,希望她在思想上和彭德怀划清界限。浦安修问彭德怀问题的性质,杨尚昆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话让她感到一丝宽慰。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就缘起那封信上,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做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

浦安修转过脸去,抹去涌出来的眼泪。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1960年春天,彭德怀重读庐山会议决议,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百思不得其解。向谁倾吐心曲,只有眼前的妻子。从来不在妻子面前议论中央领导成员之间事情的彭德怀,瞪大眼睛问浦安修:“你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整我?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开始同生共死三十多年,情同手足,这一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老账?为什么要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一声叹息,一掬清泪。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浦安修在老老实实地冥思苦想,可就是想不出彭德怀在什么地方反过党,反过毛主席,她没有办法回答彭德怀的问题,更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她甚至害怕彭德怀提出问题。政治对于她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只能仰望一下,却永远也弄不懂。

1945年,延安整风后期,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过火批判,她内心紧张得很;1957年反右,二姐浦熙修被打成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让毛泽东点了名,她又紧张得不行。而这一次则是塌天大祸,毛主席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彭德怀就是阶级敌人了。她似乎感到自己掉进万丈深渊,找不到出路,没有人伸出手来拉她一把。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里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1960年夏,彭德怀摔倒在鱼塘里,让战士救了上来之后,彭梅魁给浦安修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伯伯这次出的危险是因为他有低血压,急速变换体位时会引起一时性的头晕眼花,甚至摔倒,请伯母回来时做做伯伯的工作,以后千万要多加注意。

几天以后,彭梅魁收到伯母从北师大寄来的信,拆开看,信很短,让彭梅魁吃惊的是伯母的这句话:“梅魁,你去吴家花园看看那荒凉、凄寂的样子吧!”难道伯母没有看见伯伯种的瓜果梨桃和满池荷花?

是年仲秋,彭梅魁又收到伯母寄来的信,要梅魁把她的拖鞋、搓衣板和白洋铁打的洗衣盆送到北师大。彭梅魁到吴家花园告诉伯伯,她愿为伯母跑个腿。

彭德怀显然不高兴,他说:“搓衣板和洗衣盆警卫班都在用着,我不好去要,让她自己来拿吧。”

彭梅魁只好到北师大传递伯伯的话,浦安修听罢,眼泪就下来了,哭得挺伤心,她絮絮叨叨地说:“你伯伯这事要株连九族啊……当初,他还不如在朝鲜战场上给打死了呢……”

彭梅魁心中不快,伯母说的什么话!可嘴上还要劝慰哭泣的伯母:“管它呢,听之任之吧。你也不要着急,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961年这一年,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在杨尚昆的亲自干预下,北师大党委对她的高压政策也略有收敛,不要她汇报怎么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了。

彭德怀一直体谅浦安修的困难处境,在战争年月,她与自己生死与共,是个善良忠诚的好伴侣;可她没有经历过复杂严酷的党内斗争,在政治上,她天真单纯得像个中学生,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原则分歧。所以,彭德怀没有把近两年思考的许多重要问题对她讲,以免给她造成更大的精神负担。

彭德怀不多讲,浦安修也不愿意多问,更不想听。

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之前,浦安修给彭梅魁来信,要侄女到她的宿舍来一趟。

彭梅魁刚进屋,浦安修就招手喊道:“梅魁,我有个东西,是写给你伯伯的,你来帮我抄一下给他。”

彭梅魁纳闷,伯母的学问那么大,字也写得娟秀清丽,干嘛要我来抄呢?接过信纸一看,字迹确有些潦草,那就边抄边问吧。

浦安修给彭德怀的信上写道:“……你鲁莽,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林彪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林彪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你要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否则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

彭梅魁抄好了信,浦安修看了看说:“就这样吧,你送给伯伯,就说是我给他的。”

彭梅魁当了信使,当天就把信送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戴上老花镜,把妻子的信托在手中,先上下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意,他摘下眼镜,对侄女说:“你伯母这封信有点意思,你看,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给抄的,看来,她是深思熟虑的,连一个字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咳,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彭德怀站起身,把妻子的信揉成一团,扔进身旁的纸篓里,他扔下侄女,推门走出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南下湖南的事去了。

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塌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总是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懂得,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急剧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摈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又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一阵痛楚袭遍全身,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北师大党委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梅魁被伯母无情逐客,她跌跌撞撞地离开北师大,心里就像着了一把火,恍惚间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伯伯的身边。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颗浑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看到伯伯这样伤心,彭梅魁鼻子一酸,连忙转过脸,强忍住泪水。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

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彭梅魁说:“我可不拿被褥,你这不是让我没法说话嘛!”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婆口苦心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己话:

“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继续寻找那个他熟悉的修长身影,噢,他看到了,他跟着车往前快走了几步,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西山如黛,残阳如血,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地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市委后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