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钢和彭梅魁 怀念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梅魁
2008年10月24 日,就是彭德怀元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了。在我们缅怀这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的同时,我们不由得也再一次想起她,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彭梅魁,那位在伯伯落难时始终生死不渝地伴随在他身边的坚强的女性。
“人云牡丹显富贵,我赞寒梅占花魁”彭梅魁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梅花,她的人生经历更让人联想到梅花:破寒而出,立雪临风,从容待春。
彭梅魁是彭德怀大弟弟彭金华的女儿,抗战期间,彭金华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当母亲把父亲那遭受酷刑的遗体领回家后,沉重的打击使她一下子精神失常了,年仅12岁彭梅魁便以自己弱小的身躯撑起了这个苦难的家庭。白色恐怖不仅没有把这个弱小的农家女子所吓倒,反而更激发了她继承先辈的遗志,积极投身革命的斗志,她不仅积极参与党的地下活动,还担任了由湘潭县地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护乡团”宣传员,为党的宣传和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彭梅魁被组织安排上了小学、中学、师大附中,后被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医生,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苦难的生活造就了她爱憎分明的个性,磨练了她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彭梅魁年幼时就从大人们的嘴里听过很多关于伯伯彭德怀的传奇故事,从那时起,她就对伯伯充满敬佩,一直就想追随伯伯去南征北战。可当时彭德怀已经身居我军要职,正马不停蹄地率领着我大军转战南北,抗日寇、保延安、驰骋大西北,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戎马劳顿,因此直到1950年全国解放,彭梅魁才第一次见到了伯伯。
那天,彭梅魁是和其他5个同族兄妹一起去北京饭店看望伯伯的。彭梅魁还记得,当伯伯见到这失去亲人的6个孩子时,心情久久很不平静,他象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和他们这6个孩子同挤在一间房里的地铺上度过了几个充满亲情与欢乐的晚上。
也就是从那天起,彭梅魁真正走近了伯伯彭德怀,走近了这位举世闻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的生活;从那天起,彭梅魁开始近距离地审视伯伯,审视这位中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也就从那天起,彭德怀这位政治人物曲折的命运成了彭梅魁生活的一部分,并伴随她走完自己的一生。
在伯伯身边,彭梅魁所看到的是伯伯的勤劳俭朴的生活与殚精竭虑地工作,听到的是伯伯嘱咐孩子们努力学习,为国尽忠为民效力,决不能搞特殊化辜负人民的谆谆教诲;在伯伯身边,彭梅魁感受到的是伯伯爱之切、恨之痛,为党为国恨不能肝脑涂地的爱国情节和铮铮铁骨的个性。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临危授命,56对高龄还披甲上阵,帅百万大军克强敌、树国威……彭梅魁永远也忘不了伯伯早赴朝出国作战前与他们告别的情景,将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和对亲人对国土的眷恋,不免使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眼里也流露出难舍之情。
一个有一个于国于民生死相关的大事,一件又一件身边小事,都增加着彭梅魁对伯伯的爱戴与敬佩。伯伯对国家、对百姓那深切的爱戴,对富国强民的急切都深深地刻在彭梅魁的脑海里,翻腾在她的热血中。
然而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波却使她如此所熟悉如此爱戴的伯伯从一位人民功勋、共和国第一任国防部长的角色一下子转换成了反党分子。历史在顷刻间扭曲了本来的面目,是非骤然间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在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年,彭梅魁30岁,在北京第一汽车厂医院当一名普通医生,中央的决定和自己对伯伯在心中的定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她百思不得其解,深深的困惑使她夜不能寐。伯伯既然是反革命,理应与伯伯划清界限,但对伯伯的爱戴和对这一结论的怀疑,又使她无法弃伯伯于不顾。
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曾经这样写到:“过去,在我感情的天平上,党——伯伯,伯伯——党,是一样的真挚,一样深厚,是一个和谐、平衡的统一体。如今,二者之间却出现了如此失去平衡的现象,出现了如此尖锐的对立!我象自己的身体被从中劈开一样痛苦!”
困惑中的彭梅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走进一汽厂党委冯书记的家,她用低的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声音对党委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侄女”。 在此前的三年中,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期间,彭梅魁从没对任何身边的人说过自己与彭德怀的关系,也没人知道他们这层关系,现在伯伯犯了“错误”,她觉得她该向组织坦白。
她对冯书记说,彭德怀身边没有子女,生活上需要有人关心照顾,作为彭梅魁的侄女,她希望自己还能去看望他,照顾他。就这样,彭梅魁顶着压力,忍着泪水,一如既往地去中南海伯伯的住处关心照顾伯伯,彭德怀几次劝她说“我的名誉不好,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彭梅魁全当成了耳旁风。
1959年9月30日十一大典前夕,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当国庆阅兵式的检阅车上换上了林彪的身影的时候,彭德怀已经在清冷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开始了他另一种生活。这天,当彭梅魁再次来到中南海看望伯伯时,伯伯却不知去向。
彭梅魁心急如焚地四处探听,终于得知伯伯已经搬出中南海,住进了吴家花园,彭梅魁立即追到了吴家花园。彭德怀见到侄女追到这里,即安慰又难过,他责怪彭梅魁不该因为他的“错误”而毁了自己的前途,彭梅魁再次将伯伯的劝说当成了耳旁风。
那时彭梅魁正在朝阳医院实习,她只要只要一有空,就带着丈夫、孩子来陪伴老人,帮他缝洗衣服,开解郁闷,谈论国家形势,给彭德怀孤寂的生活带来了丝丝暖意。一次当两人谈到毛主席时,彭德怀内心酸痛地说:“我等着有一天,他找上门来,进门就喊'老彭啊,我想通了,接受你的意见……’过去,我们常常争论,几天不说话也有过,还是他找上门来的时候多……”彭梅魁问:“这回,毛主席找上门来,你对他说什么呢?”彭德怀想了想说:“这次我可不会对他客气,要给他提一通意见,还要说, [ 你呀,过去也吓过我几大跳,这回啊,你可是伤了我的心了!
] ” 彭梅魁深知伯伯的心思,替伯伯难过,随伯伯一起期盼,也随他一起承受着一次次的失望……
1965年,中央决定调彭德怀去成都工作,能再度出来工作,彭德怀都象孩子一样的欢喜,彭梅魁也为伯伯感到开心。但毕竟伯伯年岁已大,戎马生涯几十年,身体落下很多病,彭梅魁实在放心不下伯伯。在伯伯离京不久,彭梅魁便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赶去成都看望伯伯。
可就在她回来不久,更加不幸的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彭德怀在成都忽然被捕,被押解回北京囚禁。彭梅魁从跟随彭德怀的秘书景稀珍口中得到这一消息后,联想到在成都时,伯伯与自己谈到报纸上《海瑞罢官》的那篇有所指的文章,心中立即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
出于对伯伯深深的爱戴和信任,彭梅魁不顾危险四处打听伯伯的关押地点,并不时将伯伯所需的书籍和生活用品托人转交在囚禁中的伯伯。
她的行为很快便引起了彭德怀专案组的注意,1969年的夏天的一天,彭梅魁忽然接到彭德怀一个包裹和一张字条,“梅魁,粮票还给你,半导体收音机也还给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 彭梅魁在接到退回的包裹和字条后,意识到伯伯的处境一定更加恶劣,更加艰难,不由得暗自落泪,她横下心,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她也要坚持给伯伯送东西,亲情这对伯伯来说,或许是他的唯一的安慰,就这样,彭梅魁坚持不断地给通过专案组给彭德怀送去所需的生活用品,但五年过去了,彭梅魁却再没有得到伯伯的回音。
在这期间,彭梅魁不断听到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相继被迫害至死的消息,她的心里象灌了铅一样沉重。
彭梅魁对彭德怀的多年以来的照顾终于酿成灾难,1968年,一造反派组织找到彭梅魁逼她交代与彭德怀的关系,彭梅魁回答:“我伯伯的事是党内的事!是中央的事!”她的回答激怒了造反派,接下来便是一阵乱棍,打得彭梅魁浑身是伤,但她还是紧咬牙关,拒绝揭发彭德怀,不给造反派提供迫害伯伯更多的口实。
几次审讯几次毒打,彭梅魁总是一言不发。一天,她忍着疼痛回到家里,告诉丈夫张春一,“如果我要是被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顾我们的3个孩子。”
1972年夏天,彭梅魁又一次转送给伯伯一些书,但仍然没有收到伯伯的任何收条,彭梅魁慌了,她担心伯伯已经发生了不测,于是四处活动打听伯伯的消息,但均无结果,1973年1月28日,彭梅魁情急之下,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再次表明自己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政治上要与他划清界限,但在生活上还要照顾他,并告诉总理从67年以来,她就一直给伯伯送东西,开始还有回条,后来就没有任何音信了,目前也不知伯伯的生死。
不久,厂政治部主任来找彭梅魁,告诉她说上面来人说,总理对对此事非常关心,东西可以接着送。
四人帮被粉碎后,彭梅魁才得知,就在自己被造反派逼着交代伯伯问题的同时,彭梅魁专案组的人也在逼着伯伯交代他与彭梅魁的交往,这就是为什么彭德怀将彭梅魁转送去的包裹退回并制止她再给自己寄东西的原由,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牵连侄女。但专案组的人并不知道,在彭德怀的交代中的确隐瞒了一个他与侄女之间的一个秘密——他的部分手稿。那都……
当专案组的人问彭德怀:1962年6月,你写给主席和中央的那份手稿,她(彭梅魁)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
彭德怀回答:她没看过,也不知道有此信。
在吴家花园这段日子里,彭德怀在闲暇时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笔记,他还将自己在回乡50天的调查与感受以及对当时一些问题的看法及忧虑直言不讳的写下来并上书毛泽东和中央,这其中包括了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后人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然而,没有谁能听到这充满焦灼的呼声。”(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
一天,彭德怀在写完部分书稿后,将彭梅魁叫到身边说,将一份几万多字的手稿交给彭梅魁说:“我的问题看来一时解决不了,这些材料还是你替我保存吧。
”彭梅魁深知这些材料的分量,于是将它们一层层地用布包好,亲自带回老家,与母亲一起将它们放在一个坛子里,埋到了灶角下。文革期间,彭家被抄,彭梅魁担心手稿发生意外,从北京急返湖南老家,找出手稿,冒着危险从新改换埋藏地点。
后又在彭康白、彭康智两个弟弟的帮助下,不断转移手稿的隐藏地点。1969年,彭梅魁将它们带回了北京,由于当时北京正在地震,大家都住在地震棚里,彭梅魁担心手稿丢失,整天把它们被在身上,走到哪儿背到哪儿。
1978年,四人帮粉碎之后,彭梅魁在报纸上看到黄克城参加一些活动的报道,于是便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他的消息,那时他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彭梅魁找到黄克成后,将手稿一事告诉了他。
自从彭德怀与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后,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化为灰烬,连同他生前批著的62本书也都被人毁为一炬,甚至彭德怀的骨灰都被人改名为“王川”远送外地,还是中央派人多方调查才将骨灰找回。因此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在收到这份文稿后非常惊讶,听完黄克城的介绍后,胡耀邦同志郑重收下文稿,并写下如下文字:克城同志并梅魁同志,今天上午,克城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
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胡耀邦,1979.1.4.1日下午。
在那段凄苦苦雨人人自危的岁月里,许多人或出于政治见解的不同或迫于某种情势、某种压力,都渐渐从彭德怀的身边走远,不要说彭德怀这样的大“反革命”,仅普通“反革命”,妻离子散又何等寻常!而彭梅魁女士却始终凭着那简单而平凡的理由,在许多人眼里甚至不称其为理由的理由“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始终伴陪在彭德怀老人的左右,默默地分担着他的艰辛和苦难,给他以亲情加同志般的支持与关爱。
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下午在北京西郊一间特殊的病房里含冤而去,于1978年平反昭雪。
在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为那位傲骨老人,那位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感动万分、感慨万分的时候,我们也为他身边有这样一个侄女而感到丝丝的宽慰!幸好有你——彭梅魁!也许你生就平凡,本该平凡,但爱的力量却使你从一棵平凡的种子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自彭德怀身居国家要职至他含冤去世30多个年头中,彭梅魁从学生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医生,始终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自1985年离休后,曾先后为彭总希望小学、湖南水灾受害百姓及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捐款。2005年9月13日去世。她从容地走了,安详地走了,一如她静静地活着时那般从容,那般无畏。
现在,彭梅魁女士的骨灰已由子女带到老家湖南湘潭乌石寨安放,离彭德怀灵柩相距100米。作为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的代表,她动人的故事将而永远为后人所传送。
梅花,你“树树立风雪,无意苦争春,寒落成泥香如故。”
“八万言书”手稿幸存始末
彭梅魁
1962年6月,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被称做“八万言书”的长信。这份“八万言书”的手稿,彭老总交给了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做医务工作的侄女彭梅魁保存。40年后,彭梅魁向记者讲述了一段生动的故事——
1962年7月的一天,我去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看望伯伯。他很郑重地把我叫到跟前说:“我的问题,看来一时解决不了,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
伯伯说的那包材料是:1959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000008号、有本人眉批、增删修改过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原件;在吴家花园期间写给毛主席的两封信的底稿;以及“八万言书”的第一稿和三份杂记。
我接过伯伯手中的材料,注视着他信任的目光,心里沉甸甸的。我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家,用布包了好几层,把它放在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之类的东西。我没有对丈夫讲,也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伯伯再次遭到批判,处境越来越艰难。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也加强了,荷枪实弹。伯伯对手稿的安全愈加不放心。时隔不久,伯伯对我说:“梅魁,我的那包材料放在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于是,我把手稿还给了伯伯。
1964年,我准备把两个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彭家围子,也想将伯伯的手稿带回老家保存,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伯伯。伯伯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第二次将手稿交给了我。
回到老家后,我把伯伯的处境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她拿来一个瓷坛子,让我把手稿放在里面,再塞进一些石灰块,最后用蜡封住盖口,示意我把瓷坛埋在灶脚下,她在外边为我放哨。等到天完全黑了,我和母亲才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埋起来。我叮嘱母亲说:“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母亲会意地点了点头。
回到北京,我把埋藏手稿的详情告诉了伯伯。伯伯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文革”开始后,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我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保不住了。
我也放心不下伯伯的手稿、母亲、孩子,便和丈夫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回到老家后,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堂弟爽快地答应下来。
1969年,我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定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我把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
1974年11月29日,76岁的伯伯含冤离开了人世。1978年春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伯伯的老战友黄克诚伯伯复出的消息。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黄伯伯。我向他讲述了伯伯晚年的境遇和要求,并告诉他,我手里还保存着伯伯的一部分手稿。我问黄伯伯,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黄伯伯说:“自己保存难,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上交吧。”
1978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79年1月3日,我给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请组织上处理伯伯的这批材料。第二天上午,黄伯伯将我们保存了近17年的伯伯的手稿转交给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给我写了收条。
伯伯的手稿终于重见天日,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伯伯了。
耀邦用了一个下午翻阅彭德怀遗稿
中共元帅彭德怀当年死去之时,除了专案人员认为可以作为“罪证”的物品以外,所有的遗物都与他的遗体一样,被付之一炬。但是1979年1月4日上午,与彭德怀一起在庐山遭贬的黄克诚大将,捧着一个厚厚的纸包,走进中共中央秘书长办公室,亲手交给刚刚被任命的秘书长胡耀邦,那是一批彭德怀的笔记和手稿。
在这样严密的罗网之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文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黄克诚告诉胡耀邦:“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同志冒着危险秘密保存下来的。还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时,彭梅魁同志设法在医院里找到我,带来这包彭德怀同志的遗稿手迹,希望交给中央。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平反。我让她等一等。等我与你联系上以后请她一起来把遗稿交给你,她怕你工作忙,挤不出时间来,让我方便时交给你就行了。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胡耀邦遂给彭梅魁开了收条:“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五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之后,胡耀邦用了一个下午翻阅彭德怀的笔记本。彭德怀在1951年7月1日的条下写到在朝鲜战地志愿军庆祝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集会上听了《国际歌》和《东方红》的感想:“感到《东方红》这歌中有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同《国际歌》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抵触,似宜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
在1960年4月的笔记上,彭德怀写道:“庐山会议时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象,使一世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这一下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彭梅魁后来谈到如何冒险保存彭德怀的笔记手稿时说:“我有这个胆,还不是伯伯教育的结果。”
彭梅魁1959年10月1日趁国庆休假去看望刚被罢了官的彭德怀。当时彭德怀已经搬离了中南海,住在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说是花园,其实满园断墙残瓦,荆棘丛生,一口废井将干未干,亭台假山已经倒坍,彭德怀却兴高采烈地给她介绍说,这是明末清初吴三桂的私家花园,也是他和陈圆圆的游嬉之地。
吴三桂是明朝的叛将,清朝的贰臣,名声也不好。他还告诉彭梅魁,传说北宋时杨六郎北征辽邦,曾在挂甲屯歇过战马,晾过战甲,因此得名。
彭德怀1962年两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不会有怨恨的。
”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新调来的警卫班也奉命对彭德怀加强控制监视,不准彭德怀随意离开吴家花园。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被列为监视、审查对象。
此后的一天,彭德怀对彭梅魁说:“我的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了。以后会怎么样,看来很难说了。我有一包材料,放在这里不方便,你能能替我保存一下?”梅魁接过纸包,打开一看,是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份手稿,上面有“第一稿”几个字。
彭德怀又叮嘱了一句:“这是我自己对个历史的回顾总结。我现在还活着,就有人对我无中生有,诬陷诽谤,万一有一天我死了,他们不知会怎么编排我。这些材料你要保管好,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你再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
彭梅魁将这包材料夹裹在孩子们的换洗衣服中,悄悄带回了家,连丈夫也没有告知。不过,整整一周她过得特别不安稳。下一个星期天,她早早地赶往吴家花园。彭德怀说:“梅魁,我反复考虑材料放你那里不太合适,万一被人发现,会连累你一家子的。你还是替我送回来吧。”在彭德怀的坚持下,她把材料送了去。
1964年初秋的一天,彭梅魁再次去吴家花园。彭德怀又向她提起笔记手稿,再次担忧笔记和手稿的安全,彭梅魁提议将其送回老家,埋在地下。彭德怀答应了。彭梅魁遂以送儿子回老家为由请了假,把彭德怀的笔记文稿带回湖南湘潭乌石乡故里。
梅魁在老家还有位母亲、一位婶婶和一个堂弟。她把笔记文稿带回老家后,找来一个坛子,里面放了几块石灰,再把纸包放进去,然后用蜡封住口,埋在灶脚边的柴堆下。为了不让旁人听到挖土的声音,她故意选在白天人声嘈杂的时候,让母亲在门口放风。
毛泽东1965年9月23日接见了彭德怀,长谈六个小时,并与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等老战友一起共进了午餐,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西南战略后方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还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但彭德怀知道自己的事儿还没有完,临行时再次嘱咐侄女要替他保存好笔记文稿。
彭梅魁1966年春节去成都探望彭德怀,彭德怀告诉侄女:“我在这里很好,但是没人来看我,来谈工作,没有一个来的。”他又一次叮嘱侄女要经常与在老家的母亲保持联系,以防发生意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多次搜查彭德怀故居,试图搜寻彭德怀“反党”的证据。梅魁的母亲怕造反派强占房子,丢失彭德怀的笔记文稿,又久久等不到女儿的回信,只好与侄儿康知智商量,连夜把笔记手稿转移到山上埋起来。这一埋一直埋到1969年,彭梅魁见形势比较稳定了,又怕笔记手稿长期埋在地下会霉烂,才回老家取出来带回北京。
彭德怀1966年底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关押,1974年11月29日在医院中去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宣布为彭德怀元帅平反。两天以后,12月24日,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彭德怀。1979年1月4日,彭德怀的笔记和手稿交到胡耀邦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