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庵临金文 唐醉石与王福庵的金石缘

    二十世纪中国印坛上出现了两位杰出的人物,他们相交半个多世纪,情如兄弟。1904年订交浙杭,同为西泠印社创始人;20年代初到北京,同供职于北洋政府印铸局;20年代末到南京印铸局,仍同在一室共事;40年代客居上海,同以治印、鬻字为生;晚年虽分居上海、武汉两地,但时常相聚。他们是艺术上的挚友,不仅艺术创作上各领风骚,而且友情深厚。他们就是一代宗师的王福庵与唐醉石。

    近日,收到唐醉石之子唐达明、兄唐达聪从美国寄来的《长沙唐醉石先生治印年表补遗》和116方印蜕及边款,其中27方是唐为王刻(27方中有20方现藏中国印学博物馆)。另读到吾师汪新士(开年)先生于1941年至1948年编刻的《治印日记》第八册,其中记载了王、唐在艺术上相互赞佩而又各执已见的趣事,读来倍感亲切。现将有关反映王、唐两位的情谊与艺事的印蜕、印款述陈如下。

    王福庵1914年游长沙,供职于湘鄂铁路局,时唐醉石在长沙,故二人交往频繁。是年唐为王刻“罗刹江民”(朱文,图1),款曰:“余于甲辰夏与维季(王福庵字)订(交)西泠,时相过从,意甚洽也。

辛亥政变,余去杭返里,月夕风晨,动涉遐想。今年春维季以事来湘,旧雨重逢快逾曩昔,顷出石属刻‘罗刹江民’(王福庵号)四字。余之艺何敢望维季,然唾诿不已,聊制此以副雅意何如?甲寅首夏,善化唐源邺并识。

”于此可知二人交往之行谊。此间,二人有感于游历飘零,离合无常,唐为王刻“天地一少鸥”(朱文,图2),而王则刻“兰沼飘萍”一印贻唐。1948年,唐为其中弟子汪新士手拓《王唐篆刻合刊》(王、唐为丁辅之所治印200余方集成)的题记中,对此感慨尤多:“余交福庵四十余年,更番奔走,离合无常。

乙酉(1945年)春重逢海上,得汪生开年,谱吾两人旧刻,以为楷模。福庵藏庋余刻近三十石,无一或阙,此为藏中一石。

余所有福庵治印,亦至夥颐,则尽付劫燹。仅‘醉石山房’一印,且再失而再得。福庵近以病目罢刻,余则仍以末技资出,其得失之数,劳逸之分,盖有立之者。摩挲此石,慨喟无涯。汪生其有同感乎?庚寅五月醉石记。”(参见拙编《汪新士年谱》)

    王、唐二人一生虽然离合无常,但只要相逢,必朝夕以研讨金石、书法为乐,他们对艺术的真诚与热情,罕有其俦。1914年,唐在为王刻的“王寿祺”(白文,图3)一印边款记:“甲寅春,维季来湘入夏,适余因事赴杭,未能畅舒怀抱,秋间返里,复与纵谈金石,晨夕无间,颇极一时之乐。行将之汉,索刻此印,即以志别。嘉平月望日,醉石记于水月林东轩。”

    在篆刻艺术创作上,王、唐联袂,重振“浙派”声威,后人谓之“新军”。他们在艺术上相互切磋,自谦、自信而又真诚赞佩对方。唐刻“李锜”一印边款记:“福庵篆此颇似秦人银印,醉石刻之,乙卯十月。

”王在唐刻“听雨轩”印上署款:“醉石刻印喜抚曼生,此印偶仿完白山人篆,亦能得其神似,钦佩!钦佩!福庵拜观并志。”王治印擅朱文,唐则以白文胜,唐刻朱文“琅邪季子”(图4),边款多自谦之词:“余刻印每多作白文而少作朱文,今大胆刻比,仍觉软弱,维季许我何如?甲寅十二月十又五日记,醉石山农。

”但偶有合意之作,唐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自信。他在“范崇德印”(白文,图5)边款记:“醉石得意之作,福庵看看何如?乙卯重九前三日皆在长沙。”

    尽管如此,但并不妨碍王、唐二人在艺术上的独立追求,他们的艺术思想亦各不相同,可谓一时瑜亮。汪新士1948年刻“书宗两汉”,题记:“次日蒙唐师修改,更得苍莽之致矣。”再记:“越二日,又承福师(王福庵)略磨后告之曰:‘醉石之苍莽,吾闻远不如;而气韵浑厚则有过之也,汝其细味之。

’十二日晚记。”又如:是年4月,汪新士刻“曾为国政”题记: “此印唐师云边与字太宽,而王师则谓不然,因特志之,固各执一是耳。”王、唐二人印艺主张与意趣之异同于此可见一斑;二人之于印艺的真诚与自信,亦决非常人可比。

    王、唐在篆刻上虽各擅其长,但兴之所至,时常令刻一印,亦是印坛一段佳话。“三缄其口学金人”一印边款记:“醉石制钮以赠福庵。甲寅十月十有九日越一日,福庵、醉石合作印面。

”唐刻“穷年弄笔衫袖鸟”(朱文,图6),王署款:“甲子春,福庵自篆于燕,越六载己巳,醉石为刻成之。余与醉石初遇于杭,嗣会于湘,又聚为燕,今又来秣陵,皆朝夕弄笔以为乐。”合作之洽意,友情之深厚,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