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南岭 赵佗文化:岭南文化的重要品牌

“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广州史迹展”选出先贤109人,并计划建设岭南先贤蜡像馆,这是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创举。同时,对先贤们的文化意义要进一步挖掘,进行广泛宣传。

赵佗不仅是文化名人,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深刻影响了岭南文化两千年。我曾在《岭南文化》一书中,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首次提出岭南文化的五分期说: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和走向现代化时期。

汉越文化融合期从秦统一岭南开始至清中叶,是岭南封建文化确立和全面发展的时期。赵佗是秦统一岭南时的重要将领,任南海郡治下龙川县首任县令,治理龙川六年多,政绩卓著。所以当秦末各路诸侯纷起之时,南海郡尉任嚣将职权交给赵佗。

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自称南越武王,建立岭南第一个封建王国南越国,统治达67年之久。他提前结束了奴隶制文化,使岭南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赵佗文化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是一直实行“和集百越”的政策,这使岭南文化在赵佗文化这一发展时期表现出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促进了中原文化(以后发展为统一的汉文化)与以南越族文化、骆越族文化和西瓯族文化为主体的南越国内的“百越”文化的融合。

有了这一基础,才使南方各越族最终大多融入了汉族大家庭。赵佗文化奠定了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基调,是岭南文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赵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奠定了岭南多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这对后世乃至近现代的发展都具有意义。汉高祖刘邦在封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书中,赞扬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这说明赵佗治理龙川与统治南越国的政策是相一致的;或者可以说,南越国的政策在赵佗任龙川县令位上便已孕育和初见成效。任嚣在众多将领和官吏中唯独信任赵佗并交权于他,是很有远见的。赵佗“和集百越”的文化策略,“以其故俗治之”的政策,使岭南封建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多元格局,如物质生产的多元化格局,制度文化上的多种特色,精神文化中越文化、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并存以及与海外文化的贸易交流等等。

这种多元一体化格局是众多岭南文化精神的基础。

开放、兼容、敢冒、创新、重商、务实和世俗文化等精神,这些传统岭南文化的萌芽在赵佗文化中都已见雏形;这些精神,许多都作为岭南文化的精华留存下来,并且经过改造,得以发扬光大。

比如,对各种文化,甚至当时在中原人看起来是野蛮和不符合礼教的越人习俗,赵佗文化多采取宽容、接纳和经过融合慢慢改造的态度。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中不仅有中原文化的器物,而且发现大量楚文化、南越文化、其他越族文化甚至外国文化的文物,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它是岭南文化中开放精神和兼容精神的原形。

赵佗文化在文化建构上,与其他文化名人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其影响是全面的。韩愈、苏东坡等文化名人的意义,主要是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建构和影响,而赵佗文化则相对较为全面。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法,赵佗文化在物质生产上,结合岭南特殊的地理和环境,倡导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多元发展,并由商业贸易将它们充分联系起来。

生产的多元一体化格局使岭南后世的物质生活同样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并且商业气息一直很浓厚。

制度文化上封建制占主体,同时容纳越人首领担任要职,与各越族治理方法并举,鼓励汉越通婚,等等,都是适合岭南特色的制度建构。“和集百越”包含了各种制度上的兼容和融合。精神文化上,在传播和普及中原文化的同时,结合百越文化的优长,发展出各种有异于中原文化的品质,如水文化、海洋文化等品质,重商、开放、包容和务实等精神,在当时已经播下了硕壮的种子。

这些文化建构当然与赵佗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特殊地位有关,也与其内在的精神品质相关。

所以说,赵佗文化是岭南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全面而具体化的表现,它启动了岭南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即汉越文化融合期,是许多岭南文化精神特质的根基。坚持“和辑百越”,并使岭南始终保持自身多元文化特质的冼夫人,与赵佗文化一样,为岭南汉越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广州办“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广州史迹展”未将她选入,是一个遗憾,也反映出“和辑百越”包含的兼容精神,以及它所启迪的开放、融合及世俗精神,作为岭南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支柱价值,未必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赵佗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品牌,具有象征和接续传统的意义,是岭南文化既属于大中华文化又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岭南在近代乃至现代得以两度辉煌的文化基础。在当今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它,把它作为一个品牌,在赵佗兴王发祥之地龙川县和岭南首府番禺(今广州)进行系统的规划和建设,使今人更好地体验其文化精髓,使外地游客领略到岭南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其独树一帜的魅力。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