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秦邦宪 王明博古的下场揭秘 秦邦宪为什么叫博古?

 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后而推行的一整套不切合当时实际的错误路线。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由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转为右倾投降主义。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集中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反对党的洛川会议和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对党的正确路线。

也就是说王明在国共对峙时期是左倾,抗战时期是右倾。

博古李德:博古李德是王明委派来的。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

王明博古的下场揭秘:

王明:文革时期受批斗辗转到苏联74年病逝。

博古:46年4月,与王若飞、叶挺、邓发一同与黑茶山坠机

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10月7日,当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王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关于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批评中央。

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还针对毛泽东批评的四个方面,逐条进行了反驳。当王明听毛泽东说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要他说明自己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时,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经过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于1945年4月20日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

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对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进行反驳。当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时,他以种种理由拒不书写。1956年他到苏联治病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国。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他更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旨,撰写《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文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和东方出版社)2004年在国内出版时,将名字改为《中共五十年》。

等文章和书籍,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左”、右倾错误辩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博古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后,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在1941年9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作了两次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第485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08~409页)。

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再次作了检查,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期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第500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411~415页)。

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再次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的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