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夫人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秦邦宪

秦邦宪(1907-1946),字则民,乳名长林,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

1907年6月24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秦家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之后,世居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今中市桥巷23号)。1916年秦邦宪的父亲病故,给这个日益没落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艰苦的生活给幼小的秦邦宪增加了几分忧郁。

1915年,秦邦宪考进第二高等小学(今东林小学),后转入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今无锡师范附小)。1921年,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开始有机会接触流行的进步刊物,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觉悟》等。1924年8月,加入了锡社,并成为苏州支部负责人,从此开始了政治活动。

      1925年,秦邦宪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生会会长和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积极推动了苏州、无锡各界对上海五卅惨案的声援活动。7月,负责编辑《无锡评论》。这为他创造了发挥文学才能的大好机会,开始学会运用这支生花妙笔投入到与敌人的斗争中。

      在工专毕业后,9月,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前身为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22年10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1923年4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校务长,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地。秦邦宪入校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

      1926年10月,秦邦宪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在敌人面前,秦邦宪坚守革命的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由于敌人没有查到什么证据,第二天便释放了他。中共党组织旋即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

      1926年11月,秦邦宪进入位于莫斯科市郊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中山大学。按照学校的规定,秦邦宪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博古诺夫”,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来。

      秦邦宪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坚强信念和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信心与勇气。但秦邦宪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在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期间,把学到的一套苏联革命的经验和理论生搬硬套地推广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45年他回顾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时说: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种上根。在苏联期间,他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来自无锡的工人运动女先锋刘群先相识、相爱,并于1928年在莫斯科结婚。

      秦邦宪在苏联学习时,另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一批朋友,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一个由秦邦宪、凯丰(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张闻天)等28个中国学生组成的小宗派,号称“28个布尔什维克”。

      通过王明,他还结交了校长米夫。在米夫领导下,以王明、秦邦宪为委员的中山大学支部局为核心形成的这个小集团,使中山大学的反托洛茨基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当时,中山大学致力于培养中共干部,校长米夫也就成了中共问题专家,由此在1926年3月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主管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顶头上司”。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1930年5月,秦邦宪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编辑《劳动报》等工人报纸。那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

      出于对中国国情及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李立三于6月11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错误。6月18日,因反对6月11日政治局会议决议,秦邦宪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月9日,在李立三召开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秦邦宪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一一发言,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

最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大权毕竟掌握在李立三手中。几天后,由向忠发出面,找王明、秦邦宪等四人谈话,宣布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给秦邦宪党内“最后一次严重警告”处分,并将他们调开,企图从组织上拆散这个小集团。

但是,问题并没解决。7月23日,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否定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并派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

9月24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是王明、秦邦宪等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打着所谓“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抛出王明起草的、经秦邦宪等人共同讨论的《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攻击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党中央同他们进行了斗争,周恩来批评了王明、秦邦宪的错误立场和宗派活动。

      10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从莫斯科到达上海,他的高足与心腹王明立即得势。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压力下,取消了对王明、秦邦宪等四人的处分。秦邦宪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米夫一手把持,把不是中央委员、缺少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的领导实权便落到了王明手中,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曾与他同患难的秦邦宪自然受到重用,1931年4月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

      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两天后被处死。这时由王明、周恩来、卢福坦、秦邦宪负责中央的工作。

      9月,王明要到苏联去取代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要去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组成,秦邦宪总负责。

      就这样,秦邦宪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两项纪录:第一,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时,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这样的跃升是罕见的;第二,他当时不过24岁,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人称“中共中央的小伙子”。此后,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他是执行者和发挥者,使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以立足,遂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初,秦邦宪和陈云秘密离开了上海。1月19日,秦邦宪等人平安抵达江西瑞金。他在苏区继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苏区工作也受到巨大损失。

      当时苏区斗争的形势很艰难,蒋介石正积极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然而秦邦宪却认为国内“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剧烈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国民经济全部的崩溃,与暴风疾雨一样开展的白区工人农民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

因此,他认为党的路线必须是“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不切实际地提出“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

      在组织上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秦邦宪效仿当年苏联搞党内斗争的做法,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3年2月,他在苏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及反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的斗争,指责他们“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扣上“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帽子,加以打击,致使大批优秀干部遭到诬陷,给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成为他的终生憾事。

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结果过分打击了富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苏区严重缺粮。

      秦邦宪是一介书生,不懂军事,面对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深感棘手,于是求助于共产国际。1933年9月,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本来他只是一位“顾问”,并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

实际上,秦邦宪却把他奉为红军的“太上皇”,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李德。李德虽在欧洲战场有一些实战经验,但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只是用他的经验和在军事院校学习的知识盲目地、机械地指导红军作战。

      虽然毛泽东领导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也在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影响下取得胜利,但在秦邦宪、李德看来,不去进攻中心城市,不去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那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被完全否定,秦邦宪、李德的错误战略战术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

      蒋介石在四次“围剿”失败之后,卷土重来。1933年9月,蒋介石改变战略,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战略,实行持久战与“堡垒主义”和“步步为营,碉堡推进,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策略,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秦邦宪、李德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企图阻止敌军的进攻,结果使红军陷入不利境地。随后,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积极防御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

从4月10日至28日,红军在广昌地区血战18天,以伤亡五千余人、广昌失守而告终。彭德怀拍着桌子,斥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

      由于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代表,又有秦邦宪支持,所以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取消军委集体领导,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随着战争形势日益恶化,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秦邦宪、李德的错误指挥极为不满。但此时,秦邦宪仍抱有对李德、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7月,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瑞金逼近。秦邦宪、李德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全线御敌”,结果由于兵力分散,进攻时不能消灭敌人,防御时又易被各个击破,打成了消耗战。

节节防御成了节节败退,红军伤亡惨重,苏区面积越来越小。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议听取并讨论了秦邦宪作的《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秦邦宪继续担任总负责人。

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准备与位于湘西黔东的贺龙、萧克所率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共中央为此成立了“最高三人团”,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秦邦宪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开始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秦邦宪、李德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携带了大量的辎重,挑着各种“坛坛罐罐”,甚至把沉重的印刷机、兵工厂机械都搬上了征途。

      蒋介石判明红军的战略意图后,集结40万大军前堵后追。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红军一连突破了敌军三道封锁线,已十分疲乏。但秦邦宪、李德仍不采纳毛泽东等人的合理建议,坚持要渡过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师。11月28日,激烈的战斗打响。红军血染湘江,至12月1日终于突破了敌军第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面对残酷的现实,秦邦宪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感到自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辜负了共产国际的期望,担心革命事业断送在自己手里。无比内疚、一筹莫展的秦邦宪甚至想要自杀,被聂荣臻劝阻了。

      红军面临生死抉择。红军指战员纷纷要求让毛泽东来指挥全军。就连本是“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秦邦宪作为党内总负责的地位,猛烈地动摇了。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举行的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战略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意见虽然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但秦邦宪、李德仍坚持原议。12月14日,红军攻下黔东重镇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进行总结。会议由秦邦宪主持并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激烈、尖锐地批判了秦邦宪、李德。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会议揭发和批评了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秦邦宪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不仅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对于秦邦宪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

      因此,当长征途中张国焘闹分裂、企图拉拢他时,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批判张国焘。后来,秦邦宪深有感触地说:“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遵义会议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责。秦邦宪在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之职后,仍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职。1935年8月,出任红军代总政治部主任。10月19日,秦邦宪随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结束后,秦邦宪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兼外交部长。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由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旋即到达西安。

作为周恩来的副手,秦邦宪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了大力。1937年,秦邦宪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他和周恩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南京等地就国共第二次合作进行过多次谈判。

抗战爆发后,秦邦宪任中共驻南京代表。8月参加了党的洛川会议。同年12月参加党的“十二月会议”,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这次会议成立了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秦邦宪任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等一届参政员。

8月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秦邦宪出任南方局常委兼任组织部长。

1940年10月,秦邦宪返回延安,负责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次年,秦邦宪担任《解放日报》社长,随后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在他的具体领导和主持下,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统一整体,向全国和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他对党的新闻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是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作为曾是党内三年多的总负责人、执行过“左”倾路线的秦邦宪,深刻反省,严于解剖自己。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上,秦邦宪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真诚而又沉痛地剖析了自己,“感到罪孽深重自身莫赎”,表示坚决“脱胎换骨,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从新做起”。秦邦宪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受到代表们的赞许。他被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2月14日,秦邦宪与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秦邦宪和王若飞等13人乘坐一架美制C47式运输机,飞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

同机的还有刚刚获释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子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邓发等人。由于正值阴雨,气候恶劣,飞机途经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处,撞到黑茶山上,机毁人亡。

      秦邦宪遇难时年仅39岁。译著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陈国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