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毛主席像 韩爱晶:毛主席像家里最慈祥的亲人1
嘉宾简介:韩爱晶,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原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五大领袖”之一,文革中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初见
凤凰历史:您在文革前见过毛泽东本人吗?
韩爱晶:见过,当时到北京念书的大学生有很特殊的政治待遇,可以去参加天安门广场的重大活动。我是1964年9月入学北航的,到北京一个月,就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活动,远远地能看到毛主席。1965年、1966年,每逢国庆、五一,在几百万群众的活动中,都可以远远看到天安门上毛主席的身影。1966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也去广场几次,如818。
1966年的国庆节,我作为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代表,在中南海住了几天,接着国庆节就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活动,在天安门上近距离见到毛主席。那天领导说好了,大家排队从毛主席面前走过,不准伸手握手,以免毛主席太累。我们从主席站着的栏杆前面经过,在主席面前看毛主席,距离相差只有一米,有的胆大的小孩就伸手跟主席握了一下。我没有,我服从纪律。白天在天安门上,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
当天晚上看烟火,就在中南海里面的湖旁边。1967年4月20号,北京成立革委会了,我成为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在天安门参加活动时,可以站到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1967年五一,我们和毛主席握手,照相,晚上活动的时候,在天安门上中央领导人坐在桌子旁观看烟火,有工作人员要我们去,陪领导人坐一块儿,活跃气氛。我们去的那桌有江青、罗舜初、关锋,这些当时的领导人。
从那以后,我每逢国庆、逢五一都上天安门。毛主席到天安门以后,跟一些将军、中央领导握手,尤其和民主人士,他会热情一些,会停下来,他握手以后会停下来,询问两句。他对一些老的、有影响的,像宋庆龄、李德全、这样的,对共产党团结的那些民主人士,他会停下来,有时候说一说话。
凤凰历史:看样子他是有选择的?
韩爱晶:他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因为在天安门上共产党的官员数量多,毛主席没法一个个握手说话,有次我看到他停下和一个不是太显眼的军队领导人也说了几句,我就问别人,主席怎么跟他说话呢?别人说那个人是刘福,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主席长征的时候给主席牵马,他熟悉。
他跟熟悉的,或者是觉得政治上有所不一样的人,多说一点。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说,时间不够。这种情况下,我们见到也只能握手,最多说一句:“毛主席您好,”或者旁边人介绍时,主席说一句,“你就是韩爱晶啊”。也就这一句,他就过去了。
后面一次见毛主席就是1968年7月28日。因为7月27日清华出事,是个悲剧。(编者注: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28日凌晨2点钟左右,卫戍区的军代表刘丰打来电话,说“韩爱晶,中央首长要接见”,而且必须自己来,不能请人代替,我就去了。去了人民大会堂,在西侧大门口,在外面的柱子底下走廊的台阶上预先摆放的椅子上坐着等接见。有受冷落的感觉,平常老去大会堂开会,直接就走进去,也没有人问你是谁。
但那天的见面不一样,不让进门,只能坐外面等。我、王大宾、谭厚兰、聂元梓,议论清华出的事儿。这个时候谢富治就出来问“蒯大富来了没有”,“到齐了没有”?我们说“没到齐”,他说算了,不等了,进去吧。当时北京正是热的时候,我穿着一条单裤子,裤腿卷到膝盖上面。进去一直走,快拐弯了,谢富治忽然说“身上有小刀没有?”,我说没小刀,然后谢富治就弯腰帮我把裤腿抹下来,说“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呢”。
这句话和刚才那个受冷落的情况反差太大了。人整个就懵了。说实在话,当时整个意念、精神状态就已经若云若雾,若梦若醒的了,就像一个人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人有点不能像平常一样地平静,有点懵了。
因为我在他们里面最年轻,我走的时候离谢富治最近。那个时候小啊,不懂事,在市委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谢富治坐在正面,我常常就坐在他九十度一侧的旁边,所以我跟他走路也最近。我一听这个,三步两步就跟的到湖南厅了,当时不知道是湖南厅,事后才知道主席在那偶尔临时住的。开会的地方--118厅。
等我们快到的时候,主席已经站在门口外了,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然后就握手进去了。主席说都是年轻人,无事不登三宝殿,然后就坐下来谈了。那是跟主席见面时间最长,看得最清楚的一次,直接对话、交流,处理重大问题。谈话五个半小时。
印象
凤凰历史: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你对他总体的印象怎么样?
韩爱晶:原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坐下来对话,以前见毛主席的时候,心中带着那种宣传的形象,伟大领袖,英明的、伟大的,是有神话的感觉。记得我们在国防科工委门口静坐的时候,晚上没地方住,就在北海的桥上散步,可以看到中南海那一片灯光。同学们就议论,毛主席就在里面,他知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很多同学对毛主席有超越“人”的看法,觉得毛主席那么伟大,肯定知道,天下的事哪有不知道的。
但是,当我在毛主席那里五个半小时之后,当天晚上回来,我跟别人讲,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毛主席是个“人”,我完全像是回家,见到最慈祥的亲人一样。比如说我们一个家庭,一般家里岁数大的那个爷爷,或者老大伯,一般是最宽容的。别的人有时候会批评,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指东指西的,只有毛泽东主席最慈祥,而且他的慈祥不是一种姿态,不是做出样子来的。
我就感觉跟他在一块儿最亲,想说什么都可以。一个是因为我年龄小,不太有顾忌,再一个从情感上,心眼里就觉得见到了自己最亲的人,自己最可信的人,也最好对话的人,而且还不光是最亲、最可信,最可信任的也是最能对话的。还觉得跟毛主席说话他最平等,他最听得进去,他真的听,而且你说的话他理解。
凤凰历史:他能听懂?
韩爱晶:他完全能听明白,而且他对你的意思是清楚的。不像别人,你说着说着,马上就骂你了、批你了,像我跟姚文元、康生,见面的5个半小时里头有过争论。说难听点,有的人有点讨嫌,比如说我跟毛主席讲话是正常的,是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不管是谁,比如说遇到事儿,见到自己最亲的人的时候,是最愿意讲心里话的。恨不得把心里话掏出来跟主席说,这个时候我也是最真诚的。
主席是很亲切地在听的,而且他听的和你表达的是一致的。没有说他听了,你觉得你讲的话,他听了以后不明白,你讲的时候他是完全听懂的。不叫懂,是完全理解的,你想的是什么,你表达的是什么。可是旁边的人就不行了,像康生、姚文元,他就好像跟你过不去,找茬儿一样的就。
我对毛主席,好像在家里面和最亲的人讲话一样,可旁边有一个什么姨或者叔,总指责说“别胡说,说的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们讨嫌,尤其是康生、姚文元。我向毛主席讲我心里话,我没有任何恶意,讲的是真情真意,而且诉说的对象是接受的,我讲给主席听呢,毛主席怎么对待我是毛主席的态度,别人干涉什么呢。
五个半小时,我当时看到谈了几个小时略有冷场,我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我说:“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我实际就是不敢说,主席你不在了怎么办,这是大不礼貌,只敢用一个词儿叫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这是犯忌的话,我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明白,谁也想不到我会想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气氛有些紧张。
毛主席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编者注:欲了解毛泽东对韩爱晶这一问题的完整回答,请关注凤凰网历史频道后续推出的《对话韩爱晶》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