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故事 北大名人故居及轶事:燕南园的冯友兰故居
我们不能认为哲学家所研究的都是不着边际、玄而又玄的东西,冯友兰在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十分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他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结果的一种解释》就很有些惊人!
他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他认为,近代科学要么是寻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要么是寻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而中国的哲学只追求内心的幸福,用不着那些权力和知识,所以当然就不会有近代自然科学——因为用不着!后来他先后写出了几本书,代表作是《人生哲学》,其中所谈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在《人生哲学》中对中西方哲学史所作的系统比较,冯友兰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哲学史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去了。
冯友兰把自己一生对哲学的探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人生哲学》是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他个人的人生轨迹自然是与这四个阶段基本重合的。
1923年,冯友兰学成归国,到开封的中州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家人也随之来到开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冯友兰已经成家了。那年他自北大毕业,经人介绍与任载坤结婚。他的岳父任芝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辈,思想开明,把几个女儿都送到外面读书,任载坤便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冯友兰与她同年毕业后,很快就结婚了。
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到冯友兰的岳父,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与他有一点关系。冯友兰一生中曾经两次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在各地发展组织,派到河南来组织省党部的人是冯友兰岳父的老战友兼亲戚,冯友兰第一次加入了国民党,还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由于他没有参加两年后国民党所进行的重新登记,等于是自行脱党。1939年他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时候,教育部命令所有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因此他第二次加入了国民党。
说来他两次加入国民党都并非自己积极主动,而且都是国共合作十分密切的时期,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几十年后,却因为这个“历史问题”而被整得抬不起头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25年,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冯友兰本是抱着“想当一个革命的人”的想法而去的,没想到那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各派力量的斗争十分激烈,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
1926年,冯友兰到燕京大学任教,两年后又到清华,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成果是于1934年8月分两卷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他系统地叙述了古今哲学诸家的学说精髓,并予以详尽的考证。他自己认为,自己的这部书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
这并非自视过高,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数十年以后仍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他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
冯友兰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36年到1948年,即从日本全面展开侵华战争直到解放战争那段历史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京师诸多大学被迫南迁。冯友兰经长沙至南岳,参加由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合并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战事失利,不久后继续南迁,绕道越南而赴昆明,一路艰辛,无法细述。在路过凭祥的时候,冯友兰不慎左臂骨折,在河内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得重新上路。
许多年后,他的女儿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不过那是冯友兰的好朋友金岳霖以一个哲学家所独有的幽默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冯友兰抵昆明后,担任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即使是学界名人,也饱尝经济拮据、生活艰辛之苦。当时,联大的教授夫人们不得不靠变卖衣物甚至谋求“副业”维持生计。有的人制作蛋糕托人代销,有的人开小饭馆赚点费用,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想出的办法很是独特:支起油锅炸麻花,生意还算勉强可以。而对于冯友兰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他的《贞元六书》。
《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自1939年至1946年陆续出版。它们可以说是六部相对独立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大书的六个“章节”。对于“贞元”二字,冯友兰解释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金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可见,冯友兰心中的哲学,不是那种超然世外、以出世自诩的玄学,而是努力以理论促进实际、愿为国家民族求发展的宏图大业添砖加瓦的入世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