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的儿子 知情者揭秘:卞仲耘到底是被谁打死的
编者按:1966年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成为在文革中第一个因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卞仲耘之死一直存在很大争议。8月5日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 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以上四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本文的内容也许会对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有所帮助,但也许只是一家之言,还请读者明辨。
作者冯敬兰系北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学生,与叶维丽、刘进等女师大学生参与了“八五事件”的调查。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A直接到了C,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读,1965年9月,通过中考她们进入女附中。
平时表现不突出,成绩一般,也没有特别的才能。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
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她在1986年《女性的野蛮》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是女三中和女八中的,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不如她们厉害。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
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
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
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
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
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
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
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
”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
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