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京剧琴师杨宝忠一生(3)

杨宝忠与马连良分手之后,有段时间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声望和很高的酬金,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社。这时他已从百顺胡同搬到和平门外西河沿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条件很好,原是京剧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先)的房产。外院是杨宝忠聘请的纪师傅制作胡琴的工作室,里院为自己的住宅。

闲来无事的日子,在客观上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

他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的人生真的应验了通天教主那句话:“胡琴再好,也是傍角儿(指戏班次要演员、乐师、后台服务人员对主要演员的依存关系,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做主。”经过这番打击,他决心帮助弟弟——“要让我们老三(即杨宝森)成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务使其身价地位并驾于马连良。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宝森终于有一天,组班挑大梁唱头牌了!

凡杨宝森演出,海报上必写“杨宝忠操琴”5个大字,以加大影响力。杨氏昆仲的合作,对杨宝森的表演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其嗓音也越发地好起来,每场演出也都十分卖力,常常贴演“双出”。他真的成了继余叔岩之后、成家立派的老生。

杨宝忠用胡琴把弟弟包个风雨不透,杨宝森所有的行腔、吐字、用嗓、气口,都在这位伟大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从杨宝森的身上,也找回并再现了杨宝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难怪有人认为:杨宝森创立的杨派之能够流传,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劳。

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也不会如此盛行。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但对杨氏兄弟而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这是《文昭关》里的有名杨派唱段。

戏中,杨宝森扮演的伍员(子胥)一夜白了头。可他自己只活了49岁(1909-1958),头发还没来得及白呢!杨宝森生前冷落,红在了死后。而有幸的是,杨宝忠有始有终地为他伴奏,伴奏到他最后一场演出。

一个人的生命力,大多在困境中滋长。

弟弟跻身京剧“四大须生”的行列,杨宝忠以全部心血和大半辈子生命实现了“我要帮助老三成名”的诺言。大丈夫轻生死,重然诺。这就叫“一诺千金”。

制琴

杨宝忠还有经营之才。

他不但能拉胡琴,同时也能制胡琴。从胡琴的取材、选料、泡制担子和筒子,以及蒙皮、刻马儿,在他是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出于兴趣,也出于精明,他在家里开辟一个工作室,聘用姓纪的师傅制琴。所制的胡琴都经过杨宝忠亲自选料,成品也须他亲自检验、试听,合格后才可送出销售。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他的胡琴筒子里贴有“杨宝忠胡琴”的标签,以杜假冒。他的胡琴音质好,制作也精细,故销路很广。他从中获得收益,但更多的是获得乐趣。

他还约请乐器行的名师制琴,择其优者加贴监制之名号。

杨宝忠传世的两把胡琴“黄老虎”和“黑老虎”,就出自琉璃厂最具盛名的制琴大家史善明之手。现在这两把琴的身价,当在十万元以上。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1952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继而在天津市京剧团担任琴师(杨宝森为团长)。

杨宝森去世后,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国家文艺一级,工资待遇不低。他埋头工作,也深得信任。为人忠厚的杨宝忠,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很满意的。

他夏天穿白衬衫,灰色派力司裤子。冬季是旧式驼绒袍,一派艺术家的风度。说到吃喝,若以今天的尺度衡量,简直就摆不到桌面了。到了节假日,他或去天津有名的小白楼一带吃份西餐;或到天津中国大戏院隔壁的广东小酒家来一盘白斩鸡。当然,还得喝两小盅白酒。那酒后陶陶然,是他的享受和快乐。

除了喜欢吃点喝点,杨宝忠平时很简朴,把富余下来的钱照顾子女。

每月领了工资就分别给子女们寄钱,这儿汇几十,那儿寄一百的,从不间断。而汇款的事都是托天津戏曲学校的一位姓萧(英鸿)的老师代办。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萧老师感叹道:“杨老师晚年总是惦记子女们。我劝过杨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何必呢,杨老师总是一笑,说‘我应该多帮助孩子一点’。

”说的时候,脸上泛出一片真挚的爱子之情。[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