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我对人性很悲观

出生在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记忆为她的人生启幕,“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经历10年文革,她遍览人性之恶,“我看到人吃人人伤人,现在也是一样的”“我对人性很悲观,我很警惕”;40年舞蹈生涯,她自称守望之人,“小时候就知道跳舞是生命需要”“我在这里守候,我是守望的人”。

她说,我看到事情的真相,太多利益对我没意义。记者独家对话舞者杨丽萍,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记者:您出生的时候(1958年)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对于那个时期还有什么印象?

杨丽萍:那个时候都吃不饱,自留地都被没收了,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自己的自留地都不能去。大锅饭,大家都拿一个碗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婶婶妈妈她们在地里劳动的时候都偷懒,因为不是自己的地了,她们基本上都是在田埂边上奶孩子,绣花。印象中,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上山摘蘑菇,摘野花,白色的杜鹃花是可以吃的。

记者:记忆中第一次跳舞是什么情形?

杨丽萍:在村子里,比如插秧节,丰收了,其实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因为劳动太辛苦了,大家就一起围着篝火跳。

记者:您是怎么进到西双版纳歌舞团?

杨丽萍:他们来选。一个团需要有各种民族,要丰富,他们要找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来培训。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很小,十一二岁,到了1980年就被中央民族歌舞团选到北京去了。

从1986年开始我就清楚自己不会给人伴舞

记者:您被选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之后,1986年,您的舞蹈《雀之灵》在全国获得大奖,但是此前为了参赛您遇到很多阻挠和困难,从卖手表制服装,到最后连报名都报不上,重重关卡,一般人会放弃,但您为什么坚持参赛?

杨丽萍: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才一百多块钱,初赛的时候你得做个录像带送过去。那时候还没有DVD,要自己去制作;服装也要自己去制作;你的音乐,也要去自己找人写。

我觉得每一个舞者,或者歌手,或者演员,他们最初都会有一个验证自己在他的艺术门类里面的一个认可。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是一个认定。认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个应该走的过程。

记者:我看您之前的一些资料,比如说1971年被选入版纳歌舞团,1980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1986年凭《雀之灵》一举成名,1889年登上春晚,从此蜚声国内,2000年您重回云南。但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却很少听您提及。

杨丽萍:1986年左右自己搞创作,因为一个舞蹈家不可能从小就会创作,除非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我8岁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要一直积累,在西双版纳整整生活了10年左右,然后走出村寨,体验生活。我是白族人,小时候就已经在生活里找到了一种舞蹈的特质,为什么要舞蹈?是生命需要,我的生活里面存在这种感觉。

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舞蹈家,觉得舞蹈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外在的东西。它其实特别内在,因为好像唱歌跳舞都是有出处的,比如佤族人甩头发,他一定是崇拜火,于是就找一种形象,然后用一种艺术的表达来完成他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些情感的抒发。

这个角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恰恰是因为小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特别准的舞蹈的本源。我的舞蹈其实没有多高超,比起很多舞者其实没什么,不是技巧的问题。它身上散发出的舞蹈的本质和本源让人心动。

所以我没有放弃在西双版纳生活的这10年,我也特别认真地去感受,去学习。在村子里,别人登山我就跟着去,谁家里老人死了大家也会去送葬。但是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就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十几种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生活的习俗和舞蹈,跟他们同吃同住,我觉得乐趣无比。

很多这种东西都让我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过程特别重要。中央民族歌舞团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少数民族门类里的最高团体。到那之后慢慢的,视野打开了,看到了世界的东西。之前哪知道有杰克逊,也不知道德国的那些摇滚或者现代舞那些新的东西。

你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就会找到自己。1986年开始我就非常清晰地知道,我不会跟着人伴舞或学习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然后就特别专注地找自己的属性,找自己的艺术风格舞蹈风格,然后自己给自己编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