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村治的逻辑 贺雪峰: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

2008年春节前一个月,我们到贵州湄潭县聚合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驻村调查。聚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之前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我们刚到村庄时,据村干部统计,全村已有200多农民工返乡。

调查的半个月时间,每天都有10—20个农民工返乡,到我们离开聚合村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近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回村的时间。

聚合村大量农民工返乡与金融危机有关。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是天天播报金融危机的消息。从访谈返乡农民工情况得知,聚合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职业,而是先回家乡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二是工厂定货不足,开工不满,之前需要加班生产以供出口的季节,现在变成淡季,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不如请假回乡过个好春节,工厂也乐意农民工请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农民工返乡的前二种类型明显是受金融危机影响。第三种其实也是,因为正是整个经济不景气,对煤炭等能源需求不足,而使山西可以借机深入全面地整顿煤窑秩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 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而不得不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

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就会成为严重问题。

与聚合村支书担忧相似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严重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严重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困难越严重,就业越是不足,其在城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就越是严重。就业不足达到一个比率,其在城乡产生的社会后果,就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是要吃饭的,失去就业,就失去了基本的收入来源,大量农民工,无论是返乡还是留城,他们都可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收入下降,而生存艰难,进而对社会不满,从而引发激烈情绪。

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真理。欧美国家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及为消化国内的政治社会危机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并因此导致世界大战,并非没有先例。也是因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

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二、农民工的不同类型

不过,事情可能并不如以上那样确定和悲观。要理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必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讨论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我们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在聚合村,我们访问了20多位返乡农民工,很有趣,我们发现,超过35岁的返乡农民工,他们对春节后是否再外出务工,大都犹豫不定,因为他们对外出能否找到工作的信心不足。相反,聚合村20岁左右的年轻的农民工,都确定无疑地计划春节后即外出务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工作,并且不难找到。

这很有趣,就是为什么年龄偏大的返乡农民工比年轻人更担心春节后外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按说,一个工厂,农民进厂做工越久,经验越是丰富,技术越是熟练,劳动效率就会越高,工厂就越是不会将其淘汰,而刚初中毕业不久进厂时间不长的年轻小伙,从进工厂务工到成为工厂的骨干,应该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这就涉及到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从业性质。一般我们可以将外出的农民划分为务工、经商两种,经商带有自雇性质,无论是个体贩卖,还是经营产业,都是自负盈亏,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务工则是被人雇佣,又可以分为多种,如建筑市场的工人,大型工厂工人,小作坊工人,及下煤窑挖煤的工人,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等等。不同的务工类型,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是一种划分外出务工类型的方式。而更重要的则是依据技术含量多少来划分务工类型,技术含量高的称为技工,技术含量低的称为普工。

技术与普工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技工是靠技术吃饭,学习技术需要一定的前期投入,一旦掌握了技术,则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技术越来越熟练,工作能力越来越强,效率越来越高。就是说,技工的特点是越老越值钱,从事技术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就越高。

普工则从事简单的劳动,主要是在流水线重复一些简单的动作,劳动强度不高,简单枯燥,不需要开动脑筋,且一般工作时间相当地长: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普工的劳动时间一般每天12个小时,而每周最多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简单重复劳动,是对耐心和体力的挑战,是对注意力的挑战。年轻人,一般体力较好,注意力集中,动作快捷而敏锐,可以长时间地做一件事情。总之,年轻人心灵手巧,在生产线上,可以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枯燥的简单重复劳动,而较少差借,因此,现代的生产线天然倾向要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的年轻人,而不是要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年龄偏大的劳动力。

也因此,工厂若要裁员,一定是先裁年龄偏大的劳动力,而工厂招聘时,一般也愿意招收年轻劳动力。

这就是我们常见“招收18—25岁年轻女工”之类招工广告的原因。因为外出务工的90%以上农民只能从事普工行当,而普工又天然偏向年轻人,这就使得,金融危机虽然会导致工厂倒闭和裁员,金融危机却只是影响了年龄偏大的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就业,而年轻的农民工却不大会被裁掉,及相对不担心找不到新的工作:虽然加班会减少,及工资可能降低。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对农民外出务工会有严重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对年龄偏大农民工的影响,而非均质地影响所有农民工。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重要的常识。

三、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

在聚合村调查,外出返乡农民工说“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这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话,生动而形象地表明了当前农民工的处境。“打工无前途”,是说外出打工,是吃青春饭,一般情况下,未结婚的年轻人在外打工,一月可以有1300元左右的收入,但这个收入很快就会被花掉。

进城务工农民想在城市结婚生子,买房安家,几乎不可能。也极少有人尝试。几乎所有外出务工农民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生子的家庭拖累,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呆下去,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农村,这就是所谓“打工无前途”。

在外务工,既然没有前途,最重要的就是在回来之前,攒足在农村家中盖一栋房子的费用,而事实上,只有运气比较好且夫妻两个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户,才能盖起一栋比较象样的房子,那些运气不好,身体有病的夫妻外出打工多年,却仍然可能盖不起一栋象样的房子来。

“打工无前途”是所有外出务工农民的共识,但这个共识,尤其对年龄较大者有强烈涵义,因为年龄越大,工作越难找,工资越低,而家庭拖累却越大,他们不得不考虑何时返乡的问题,他们一直在进城和返乡之间犹豫。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未婚青年来说,将来的前途暂时还不用考虑,打工收入比农村收入高,城市生活也比较热闹和有趣,他们还没有到在城乡之间作出决断的那一天。

过好一天算一天,因为“回乡无意思”。年轻人理想主义多一点,浪漫多一点,爱情多一点,对未来的憧憬多一点,将来碰运气的可能性多一点。年轻人就难以在村里呆久,呆的时间一长,就会感到无意思,就不会安分守己。

而对于年龄偏大的已婚村民,他们人生中的现实压力摆在那里,既然打工已经没有前途,返乡是最后目的地,他们就不是在强烈地体悟“返乡无意思”,而是在考虑如何返乡,返乡后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上。也就是说,对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较为容易接受返乡的现实,他们甚至早已作好回家的打算。

他们的城市梦想现在寄托到子女身上,反过来,他们在外漂泊多年,也十分地希望回到家乡过自由而稳定的生活,他们也愿意体会家乡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美。务农虽然体力较重,与泥土打交道比较脏,但务农的农闲时间多,邻里亲情、熟人社会的相互关联,可以获得在城市漂泊所没有的踏实。

四、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具有化解金融危机的强大能力

当前金融危机导致工厂倒闭、裁员和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只是淘汰了年龄偏大的“普工”,而恰恰这些年龄偏大的“普工”早已在考虑是否返乡,他们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回到家乡,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家乡的氛围,接受村庄生活的意义,他们适应于村庄的生产、生活和人情世界。

而那些觉得“回乡没意思”的年轻人,他们难以呆在村庄中,他们却仍然可以进城务工,且他们一般都可以找到机会,虽然工资要低一点。

这样一来,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困难,及经济困难导致的就业矛盾,因为首先淘汰的是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而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恰恰又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回乡的农民,这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回到家乡,可以很快就适应家乡的生产和生活,再次成为(也许是一直都是)家乡的一员。

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 ,使返乡农民发现,现在的家乡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原来都是泥巴路,现在修了平整的水泥路;原来农业生产都是肩挑人扛,现在机械化程度提高了;原来税费负担很重,现在不用交农业税了。

农村的变化超出他们的想象。这几年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是取得了成果的,这就使得返乡农民工更有意愿去适应农村的生产生活。前些年的农业农村改革成果,十分有助于消化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而按人口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刨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线。———想起前不久学界某些人热衷于讨论土地私有化,就尤其有趣。

首先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年龄偏大农民工可以回家,且可以适应家乡的生产、生活,就使得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压力可以被吸收、消化,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因此就大大地降低。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

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所赚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的赚钱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进一步,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消化金融危机造成就业压力的能力,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就不应该过于注重数量的增长,而可以利用这次金融危机作出经济结构的强制调整。这个意义上,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也许正是一个机会。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