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中医 名相名医道自尊——李鼎铭与中医药

     “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这是谢觉哉在1945年写的《赴李老鼎铭生日宴》诗中的二句。其中“李老鼎铭”为陕北开明绅士,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诗中赞扬李鼎铭律己严格,办事公正,行动无愧,对民主革命一片丹心,被称为“名相”。又说他从事中医药工作,医术高明,被誉为“名医”。其崇敬之情,跃然纸上。 李鼎铭(1881年~1947年),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

幼年寄居舅父家读书,兼习中医药学,熟读了《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书。后考中秀才任禀生(清时对已取得秀才并在县、州或府领取一定银饷的读书人称为禀生)。辛亥革命后曾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米东区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26年辞去国民政府的官职,在米脂县城开“常春医馆”行医。李鼎铭不但医术高明,曾治好了不少疑难大症,而且还医德高尚,对贫穷病人从不收医药费。不论黑夜还是白天,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求诊,他就去病人家给患者看病。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李鼎铭弃医从政,曾历任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批评政府机构庞大,提出“精兵简政”议案,边区政府认为这个议案很好,马上采纳了,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三卷第954页)他还重视扫除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工作。

拥护团结中西医方针,曾亲自参加国医研究会学术活动,对边区培养中医,促进中医发展和中西医团结合作有一定贡献。 李鼎铭在担任边区政府领导职务以后,仍然利用公余时间给边区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治病。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患过关节痛,在延安旧病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有人介绍李鼎铭来看病用药,毛泽东早就知道李鼎铭曾开业行医多年,在临床上治好了不少病人,是陕北地区的名医,便欣然同意了。

当李鼎铭来到杨家岭窑洞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候,两人走到窑洞内坐好。李鼎铭首先询问病情,知道是在长征时受风寒落下的病根。接着又给他诊脉,拿出毛笔当即开了4服中药,很有把握地对毛泽东说:“吃完第一服,保你胳膊抬得起,第二副吃完,叫你胳膊能转动;三副以后胳膊就活动自如,吃完第四副药,你就能爬单杠了。

”果然毛泽东服完4剂中药,病症全部消失。后来,李鼎铭又用按摩疗法治好了毛泽东的胃病。

当时,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议很大。一种是抛弃古老的中医,专走发展西医的道路。一般西医和大部分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都主张这样;另一种是认为中医已很完备,西医的一些新发现都不出中医经典著作的范围,所以只要发展中医就够了。

许多学过一些西医皮毛的中医,具有这种倾向。针对这两种意见,毛泽东征求李鼎铭的看法,李鼎铭认为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不可偏废。毛泽东深以为是,于是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实行中西医相结合。

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组织,并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口号。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西医合作打下了基础。

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谢觉哉是边区政府秘书长。二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经常在一起说古论今,谈一些中医药知识。说到中草药,谢觉哉还很内行,因为他在15岁时曾向岳父何秋岩学过二年中医,所以二位老人经常在野外采些中草药。

1944年8月,李鼎铭和谢觉哉到南泥湾休养,这里既是休养圣地,又是边区生产运动大本营。于是,他们常常爬山越岭,到部分农场查看庄稼,在沿途的草丛中,李鼎铭还帮助谢觉哉认识了好几种药苗,又采回几株黄连作为标本保存起来。

为了繁荣中医事业,李鼎铭还开办中医培训班,自备教材,亲自上课,培养一批批中医工作者。他的大儿子李振山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机械技术工作,少时曾随他学习中医颇有成就,他希望把大儿子召唤到身边从事医疗事业,毛泽东得知后便通过地下党持李鼎铭的亲笔信,把李振山一家接到了延安,成了培训中医的得力助手。

李鼎铭还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号召中医公开秘方,贡献祖传师傅秘诀,由政府汇集汇印,分发给各地使用。

他这些措施克服了当时医务人员少、治病难的困难。李鼎铭为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工作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2月李鼎铭病逝于陕西绥德县,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谢觉哉深感沉痛,深夜枕上作挽语: 茹旧含新自来俊杰识时务; 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