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润秋发言 黄润秋《坚守人生的追求与信念》——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我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半年后考入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前身)工程地质专业学习的;1983年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提前1年毕业,继续攻读工程地质专业博士研究生;1988年,我以20万字的博士论文——《复杂岩体力学环境条件下高陡边坡稳定性研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成都地质学院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之后,我留校任教,一年后,我被地矿部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我再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30岁的我成为我国当时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一路行来,自己有幸成为学校和学界的几个最年轻、几个第一,也切身体会到了国家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足迹、对年轻人倾注的爱心和培养:1992年,我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1995年,获得了第二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被入选首批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

30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成长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我被授予国家教学名师称号,并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真是感慨颇多。仔细回首匆匆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工作以来的这段日子,我做了三件大一点的事,那就是:一个实验室,一个奖和一支队伍;有三点体会:正确定位、认真态度和创新精神。

第一件事就是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了老一辈创立的学科优势,建立了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家知道,我校的“地质工程”国家重点学科是以张倬元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老一辈群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

为了这个学科和这个实验室,老一辈学术带头人是付出了毕生心血的。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学科在国家的地位和综合实力,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群体共同的精神家园。

90年代中期,随着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逐渐地退出学术一线和领导岗位,历史就把担子转移到了我们这一代当时还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我是1995年担任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1998年担任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的。

如何把这副历史的重担接过来,并发扬光大,这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在老一辈学术带头人的指点下,我确定的基本思路就是抓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重点实验室是一个汇聚人才、科研实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实力的综合性平台,是学科建设的“物化”体现,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抓好了,就能带动学科建设。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定下的目标就是把国家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困难是很大的。我们学校既不是重点,也不是211,更不是后来的985,学校的实力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财力物力投入。

但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老一辈学术带头人不懈的追求,是几代人多年的夙愿。我们认定了就走这条路,5年不行,那就10年、20年……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确定是正确的,它使我们这个集体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奋斗目标。

在学校几代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这个集体没有停下脚步,继承着老一辈开创的事业,不断地开拓前进。大家拎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多少人加班加点,多少人没有节假日,多少人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多少人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多少人把自己的科研经费用在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研制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一次一次地冲击,又一次一次地无功而返。

每结束一次冲击,大家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黄博士,我们重点实验室好久批得下来哟?”说实话,每次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心里都一阵难受,但我还是面带笑容自信地说:“快了,再努力一把就成功了”。

不是吗?虽然我们一次一次地失败,但是我们距离成功却一次一次地接近:2001我们被批准为四川省重点实验室,2002年我们被科技部和四川省列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003年我们再次被国土资源部接纳为部级重点实验室。

这一个个称号,正是我们通向成功的一步一步阶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了全国重点学科的评估,始终走在了全国同类学科的前列……终于,我们迎来了的日子,在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格的考察、评估和筛选。最后,2007年4月,我们成功了,我们被接受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了,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第二件事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1988年博士毕业的论文是关于黄河上游某水电站高边坡稳定性研究的。当时,我没有想到我这一生事业就和“边坡”这样一种人类最常见的地质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起边坡,大家不难理解,就是具有一定坡度的地形。它是我们经济和日常生活中接触最普遍、影响最大的一类地质体和地质环境;因为,边坡不稳定,就会产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就会有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汶川地震导致了多人的死亡,其中有1/3是由于地震触发边坡失稳从而导致滑坡、崩塌所引起的,地震不能控制,但边坡灾害是可以防治的。因此,研究边坡的目的,就是要防治灾害的发生。

“边坡”问题在我们西南地区表现得特别的突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峡谷地形突出,这样就导致边坡非常的高,自然边坡相对高度数百米到千米以上是常见的;第二是地质条件特别的复杂:复杂岩体结构、高地应力、深风化强卸荷等构成这个地区特有的地质环境条件;第三是工程规模特别的大,对工程边坡安全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出事。

90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大江大河上的大型水电站已经建到了300米高,涉及的人工边坡开挖高度更是达到米;山区高等级公路、铁路及民用机场的建设也涉及到大量的高边坡问题。

因此,可以说,中国西南地区的高边坡问题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工程地质问题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如何勘测、评价和设计这些高达数百米的天然和人工高边坡,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其中,关键是如何创新高边坡的稳定性分析理论,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如何认识高边坡变形破坏和稳定性发展的动力学过程!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干又是20年!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张倬元和王士天老师带着我在黄河拉西瓦水电站进行高边坡研究,那个工程有个叫Ⅱ号变形体的高边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这个高边坡地质表现。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初步认识到了高边坡,尤其是岩石高边坡的稳定性问题与其形成的谷坡动力学过程具有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地质历史过程,必须从“地质过程”的角度对其变形破坏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指导稳定性评价和灾害防治。

为此,我们建立了河谷高边坡应力场发育模式和岩体结构表生改造的观点,并形成了初步的“变形稳定性”分析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我与同事在西南地区遇到了5个条件更为复杂和典型的高边坡问题,一个是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马布坎高边坡,位于大坝坝前,高达600余米;一个是雅砻江锦屏水电站坝址左岸的高边坡,高达300余米;另一个是澜沧江小湾水电站坝址左岸的高边坡,高达700余米。

这三个工程都是西南地区代表性的大型水电工程,上述的边坡也都处于工程的关键部位,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工程的可行性。还有两个分别是:1989年7月发生于四川溪口镇的由于高边坡失稳形成大型灾难性滑坡,死亡人数达210余人;1996年发生于贵州印江县的“岩口”大型灾难性滑坡。

通过对上述典型工程和灾害实例的研究,我们在认识高边坡发育的动力学过程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提出了高边坡演化的三阶段理论;尤其是高边坡演化“表生改造”和“时效变形”阶段的提出和性质的界定,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高边坡变形稳定性“概念模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稳定性评价方面的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并重点发展了灾害防治措施的模拟技术。我们先后承担了国内规模仅次于三峡工程的水电工程——金沙江溪洛渡巨型水电工程,高边坡的岩体结构特征及其工程适宜性研究,并有幸参加了三峡船闸高边坡施工期的变形预测和控制研究。

这一期间的高边坡问题不仅是规模大、条件复杂,而且面临若干处于施工阶段的人工高边坡;不仅涉及稳定性评价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回答工程的适宜性及灾害防治和控制问题。

针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建立了“地质灾害过程模拟与过程控制”理论与技术,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一体系的工作方法很快在澜沧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小湾水电站高达700m的工程边坡开挖支护设计优化中得到应用。近年来,又在雅砻江锦屏一级、金沙江白鹤滩等世界级的大工程中得到应用,获得业界的高度评价。

就这样,一步一步,通过20年结合工程实践的不断探索,我们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西南地区复杂岩体高边坡稳定性评价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并在近百项重大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具体应用,不仅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地质灾害防治中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而且为防灾减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比如,2005年的四川丹巴滑坡……在大半个县城即将被滑坡摧毁的关键时刻,我们挺身而出,为打赢“丹巴县城保卫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20年的历练,三代人的艰苦付出,我们终于有了回报。2005年,我们完成的项目“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及灾害防治”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是一个单位,一个完整的团队,获得一个完整的国家一等奖!来之不易,真是20年磨一剑啊!

第三件事是培养了新的一代学术团队。学术团队是一个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载体,越是高水平的学科越需要有优秀的学术团队。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特别庆幸的是自己身处一个和谐包容、团结创新的团体中。我校地质工程学科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形成了以张倬元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老一辈地质工程学术团队。

他们不仅奠定了我校地质工程重点学科坚强的基石,而且以博大的胸怀,甘为人梯,奖掖后进,培养和造就了这支严谨求实,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奋发向上的科研和教学团队。

老一辈带头人有很高的战略眼光,花了很多精力在团队建设上,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培养上,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时,自己曾想换换环境而打算离开学校,其时张倬元先生正重病在院,当我去看望他时,有些犹豫地说出自己的这一想法。

正在病榻上的张先生一听就急得撑起身来,拉住我的手,难过地差点流出泪来。我当时既感动又羞愧,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专心一意地融入团队的共同发展中。

90年代中后期,当自己也逐渐成为团队的领头人后,我深切领悟到老一辈学者在团队建设上的博大胸怀,深刻认识到“团队”和”团队意识”对学科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团队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对自己要讲奉献,对别人要讲宽容。

人这一辈子讲奉献是很重要的,我坚信:一个人有时会吃些亏,但如果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集体、奉献给别人,那他总有一天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讲宽容,就是团队成员,尤其是带头人要有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的心态。

团队不只是让别人成就自己,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人成就团体。团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而人总是有缺点的,不能只看其弱点,用人要用其所长。每当提起一个人时,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他有什么长处,哪怕他有一些毛病,但只要有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就要大胆引进、放手使用、努力保障他们发挥作用。

团队的带头人要有协调能力,要让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在这个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要把他们的命运和整个团队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有战斗力了!

这些道理,讲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开初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人心不稳的时候;但我们努力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了,去实践了;很快,我们就把队伍稳定了下来,并从追求数量,进入到了提高质量的良性发展阶段。

正是靠这样的理念,近十年来,尽管老一辈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逐渐退出教学科研一线,但我们又逐渐凝聚和形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年轻一代学术群体,今年这个团队还被评为地质工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团队之中已经有了一批在各自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学者;试想,再给他们5年、10年,他们难道没有机会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家”吗?完全可能!

如果是这样,你还用担心我校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前景吗?一位院士最近很有感慨地给我说,中国工程地质界保留了你们这样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真是解决了不少问题啊!

下面我谈三点体会:

1、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与国家的需要、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不断地追求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整体来看,我能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研究:重大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问题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也抓住这个时机给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机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带动了大型工程的不断开工建设,这为我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社会发展,国家越来越关心地质灾害、环境保护等民生事业,使我有机会参与了包括三峡工程库区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另一个舞台上为国效力。

因此,在我个人身上,既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年轻人成长的关爱;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如何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让我在科研上做出一点的成绩。

从小的方面来看,我是把自己的成长是与学校的发展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校出现了中青年教师的断层,因此学校各级领导和前辈对我的成长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有一件事让我感慨很深:自己参加1991年破格答辩教授时,几位老专家问了我不少的问题,以至有位老师忍不住说:“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是不是多了点?”另外一个老先生马上接着说:“对年轻人就是要严格要求,因为他们是今后学校的接班人啊。

”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老一辈对我们寄予的厚望!也油然而生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后来,当我学术上有一定成就后,也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希望我去做“长江学者”,有的学校甚至校领导找上门来,不仅带来了申请表格,而且提出了许多现在看来也是很优厚的条件,我都没有去,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个集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和这个学校这个集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讲认真,讲付出

毛主席说过:这个世界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实际上,主席的话已经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认真是成就事业的基石。回顾走过的这三十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认认真真做事;每一件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有成果;你可能收获了成功,也可能收获了经验,对你个人来说,总会是有益的。

因此,我要说“认真”是成功之母。如果你不能认真去做某一件事,你干脆就不要去做,因为这样的结果:一是失败,二是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

每一次涉及到编写课题申报、撰写工作汇报或请奖等等,审阅材料的专家都说:黄润秋的材料是整得最好的。尽管不一定每次都成功,但这句话就是很不错的收获了。2005年报国家奖,评委答辩前,为了让外行能够听懂我们的专业内容,一个月时间,我在下面试讲了不下100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答辩也是如此。

每当实验室有重要的领导和专家来检查指导工作,我都要楼上楼下跑几遍,大的问题没有,我专门看角落的地方有烟头没有,有就捡起来。别人说:这不该你做。但是,就为了一点点小事,也许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我们把它弄得很复杂,有必要吗?

当然,“认真”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付出”。你得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你得沉下心来,忘我地工作。所以,讲“认真”,就是讲付出。工作20年来,我为这“认真”二字确实付出太多、太多……但是,看到你的“付出”获得了回报,我相信你心里面的愉悦一定会超过你“付出”的艰辛。不信你试试,但前提一定是:先有付出,后有收获!

3、创新是发展的灵魂

如果说,团结是我们这个团队结合在一起的基础,那么创新就是这个团队得以发展壮大的灵魂。团结和创新对于一个高水平的团队来说一个不能少。

科学上的创新首先要讲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稳定执著的心态。我们的校训说得好,穷究于理,成就于工。“穷究于理”就是要追求万事万物发展的真理,这里的“穷”是“不断”、“持之以恒”的意思;“成就于工”讲的是结果,这个“工”指的是实际上是“功夫”。

两个句子的意思就是阐明一个道理:要不断地持之以恒地探索和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功夫”到了,就会取得成功。这个校训告诉我们的是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科学研究的创新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地质科学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和认知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触及事物的本质,掌握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持之以恒的积累才能做到对事物真理的一步步逼近。

我们20年做高边坡一件事,最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对创新的理解,我认为首先要在持之以恒上下“功夫”!

其次,要想实现科学创新,还要在学科的交叉与渗透上下功夫。在我们团队里,三代人的研究正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老一辈的学者,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第一代学术带头人,他们有很强的地质基础,他们的贡献是对各种工程地质问题和地质灾害现象的分析已经有了很好的地质模型,或者说是“概念模型”。

但是,定量描述和理论深度的不够是他们工作的最大不足。我们这一代人(第二代),数学、力学基础比较好,我们就把这些学科的知识引进来,解决如何从量化的角度,对地质现象进行数学和力学模型的描述,这在理论上就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在整个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的10年时间里,都在致力于开展计算机数值模拟在工程地质和地质灾害领域的应用,提出并建立了崩滑地质灾害全过程动态模拟的数学-力学理论,解决了理论不足的问题,体现了现代工程地质学的特色,显然这是学科交叉与渗透的成果。

直到现在,我每年还在给研究生讲授《工程地质数值方法》的课程。而我们的下一代呢(第三代人),他们把现代系统科学的知识引用到了我们学科领域,从非线性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这在理论上又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学科交叉与渗透,使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量化,越来越接近对客观世界真实的描述,一步一步逼近对真理的认识;而这每一步的逼近,都是一次创新,都是在将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3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我本人,是国家培养了我,是学校培养了我,是我身边无数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老师、同事、学生成就了我。我除了努力工作,无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