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科普童话》作者:高尔其介绍

科普之路编辑本段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

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

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

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

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

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饥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办事处就用一辆军用卡车,将他和十来位同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送出西安。经过三天的山路颠簸,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来看他。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好友重逢,格外亲热。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

党的关怀和照顾,使高士其的革命积极性更为高涨,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满腔热情地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讴歌和介绍边区抗日活动的诗篇和文章,并在1938年2月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

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他高兴得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延安的药品供应又极其困难,他从上海带来的一种特效药亦已服完,党组织断然决定,不惜代价,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这样,他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经历了不少惊险与艰辛。庆幸的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