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保时捷 马家辉张家瑜夫妇:时间形成轨道 我们按轨道运行

她生于美丽的台湾花莲,他则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仔;她沉静内敛不喜说话,他却热爱滔滔不绝;她的文字冷静克制,他的文风幽默刻薄。不过,她和他,都喜欢张爱玲。

温婉的张家瑜本名林美枝,文如其人,散文写得淡雅清丽,但大陆读者对她并不熟悉。人们感兴趣的或许是她的另一个身份,马家辉的太太。马家辉在大陆有着众多粉丝,但梁文道的评价是,张家瑜写得比马家辉好,尽管夫妻俩都分别表明态度:“风格不同,难以判断。”

近日,张家瑜带着她在大陆的第一本新书《我开始轻视语言》来到广州方所,她不太习惯在公众场合讲话,也没法不停地讲哪怕半小时,于是把丈夫马家辉拉来站台。两小时下来,大部分时间是马家辉在说,然而,简短的一问一答间,尽显两人几十年的默契。用马家辉的话说就是:“时间形成了轨道,我们按照轨道来运行。”

羊城晚报:为什么用《我开始轻视语言》做书名?

张家瑜:这个听上去有些自大的标题其实是书里一篇文章的标题,而这篇文章是批评香港的政治现象的。当时写作的背景是,每当有事情发生,政治人物就出来发表讲话,但说完之后,又要马上出来认错,然后假装没事发生,我很不认同这种态度。这个书名是出版社编辑取的,他们很喜欢这个标题。而我对语言的态度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自己太重视文字,所以常常认为,要对自己讲出去的话负责任。

马家辉:我和她相反。我从小就在“谎言”中长大,我的长辈,比如我舅舅吸毒,常常说谎,所以我对语言的态度是从来都没有重视过。其实我觉得这个书名很适合她,因为她整天不讲话,然后她也同意了。

羊城晚报:你之前在台湾某杂志做记者,现在是专职写作,写作是不是已经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马家辉博士也不停地写专栏,你们各自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张家瑜:在文学创作上我是比较晚熟的,最开始我很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看到,所以用各种笔名,直到被马家辉发现,发表,后来才慢慢沿用“张家瑜”这个名字写下来。我写东西很慢,或者说我很懒,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发呆、放空,出去喝个咖啡什么的。我很佩服马先生,对写作很有热情,但我不是这样的人。

马家辉:我们两个太不一样了。她不用工作,会用三五天才写一千字,精雕细琢,算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但我的生活状态不一样,我有工作,还有很多事情忙,所以做不到她那样。

羊城晚报:你们的文学品位相近吗?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怎么办?比如对李敖的看法。

马家辉:我很喜欢李敖,但她很讨厌。每个人都是个体,当然,对文学最基本的喜好我们是一致的,从卡尔维诺到东野圭吾,该看的,有意思的,我们都看。但其实,对文学的评判标准每个人肯定不一样。罗兰·巴特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对语言的反叛。其实文学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找到自身的独特性,独特的语言,个人的经验,文学永远在追求独特的东西。

张家瑜:对李敖,我并没有很讨厌啊。我们的阅读品位,算是互补吧,他看理论多些,人家是拿博士学位的,所以不要比。我是倾向文学类的,小说、诗歌等等。如果是文学艺术上的分歧,我们互相比较包容,能够容忍对方有不同的观点。但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小事,发生分歧的矛盾比较大。

羊城晚报:在你们的文章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对方的影子,尤其是生活类的散文,比如写旅行、看电影,都能从文中看到对方的存在。你们怎样评价对方的写作风格?

马家辉:我只讲感觉,不能讲评价,这么亲近的人根本不适合评价。最大的感觉是我们的确是两类人。比方我们看完同一个电影,吃完同一顿饭,我从一个角度看,而她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思考和表达是不同的。年轻时可能没那么明显,现在年纪越大越在意自己在意的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我也很希望能获得她的表扬。

张家瑜:他长时间坚持写作,因为他对写东西有热忱,所以有发表力。他很会琢磨他自己,怎样写出自己的风格。比如他写了十几年,有时会觉得,要换一个方式写,写些不一样的东西,一般人写了这么多年是不会这样的。他也谈过要写剧本,对创作很有热情,这个我没法跟他比。

他的文笔在整个华文圈子里比较少有,有一点点讥讽、幽默,没那么沉。我平常看他的东西,如果他不是写政论的话,一般他讲的东西我都不同意。因为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出发点和视野不一样。

有段时间他把我当成第一个读者,我即使不同意他的表达方式太刻薄,但我不会提什么建议,表达方式是他自己的风格,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像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千万不要给他任何意见,说你写得太尖酸刻薄或怎样,我自己也是写作者,我不喜欢给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