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院石应康的情人 追忆石应康1:接管华西医院前后

2013年1月21日,中国医疗机构“大鳄”华西医院更替高层:院长石应康和党委书记郑尚维卸任,原常务副院长李为民接任院长,原常务副书记敬静接管医院党委,其他副院级管理者维持不变。

任免会议在华西医院新教学楼多功能厅召开,这是20年来华西医院最高级别的人事调整。宣布结果后,话筒交给两位离任者作告别演讲。石应康,一位创造中国医院院长任期罕见记录的传奇人物,在这个常被灌满离愁别绪的时刻,居然没有眼泪,也没有过多的客套感谢,反而阔谈华西医院未来道路的要领,“一要团结,二要有梦想,三要创新”,胜似一位踌躇满志的新晋“领头羊”向中层管理者阐释施政纲领。

石应康细心呵护华西医院的情感很容易理解,任何人离开挥洒20年汗水的舞台都会陡生难以剪断的牵挂。但是,受制于新老交替规律,再炽热的激情也有被迫降温的时刻。演讲完毕,一片热烈的掌声把年过花甲的石应康送到台下的座位。自台上走到台下的几步路途中,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已到挥别主政华西医院的时候。

风风雨雨二十年,一幕幕往事如同鲜活时事般在眼前跳跃。

1993年的中国,连空气里都充满“改革创新”思想:邓小平与上海各界人士同迎新春,高度肯定上海的改革开放成果;党和国家组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海峡两岸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出台我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江泽民主席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正式会晤。

更具标志性的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清晰勾画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

就在这个开云见日的年度,位居我国西南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也正在酝酿一项牵动数千人眼球的权力更迭改革:到底由谁来领衔附属第一医院(华西医院前身)的发展创新?

一个晴朗的深秋之日,时任华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钟光,只身找到附属第一医院胸心外科主任石应康,邀请他去历史文化名地武侯祠谈一谈。华西医院到武侯祠,全程2.5公里,驱车几分钟即到。下车后,两人在武侯祠内满布青苔的石板路上踱步,前者心知肚明,后者一团雾水。

后来被国内媒体反复提及的一段佳话由此诞生。

结束简短的寒暄,陈钟光切入主题,询问石应康附属第一医院当前存在哪些问题。以为只是领导摸查医院情况,石应康心直口快地阐述自己平时耳闻目睹的弊端。话音刚落,陈钟光马上抛出第二个问题,大意是如果要改变现状应该怎么去做。石应康又是一番侃侃而谈。

听完石应康的回答,陈钟光话锋急转,“假如组织上安排你担任医院领导,你有什么想法?”直到此时,石应康才恍然大悟。不过,他没有万分激动并顺水推舟地向领导致谢,反倒提出条件——“要做就做院长,副院长我是不来的”。

如此胆大如斗的理由在于,自己本计划兢兢业业地做好一名医生和科室主任,若转做医院管理就必将影响到医疗业务提升,所以便有条件;另外,假如自己担任医院领导,肯定会寻求改革,而实施变革必然要有足够的力量,若只是做领导班子配角,有限的力量很难发动群众,与其这样,还不如留在科室搞业务。

陈钟光当时的内心活动已难考证,石应康猜测他可能在想,“从没遇到这样的人,组织上有意提拔你,居然还给组织讲条件”。继续踱步的石应康倒是一副“无所谓”的心态,“反正我也没渴求当院长”。

“真把这个担子交给你呢?”陈钟光打破短暂的沉默,冒出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此时,石应康继续“不知趣”地回应,“我还真有别的条件,把医院管理好,党政团结很重要,最好由郑尚维担任党委书记。”言毕,他又补充两套方案,如果组织上觉得郑尚维不合适,那么院长和书记由他独自担纲;或者,书记人选暂时空缺,副书记主持工作,将来敲定最终人选时,他要参与意见。

由“三个问题”和“两个条件”构成的谈话就此结束,两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很长时间杳无音信。

事实上,当天对着陈钟光一顿畅谈医院管理的石应康,在此之前与一路跌跌撞撞前行的“中国医院管理”并无过多交集。

1951年,石应康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父亲石美森是著名儿科专家、上海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医生、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创始人之一兼院长,母亲凌萝达是中国产科领域的翘楚,伯父石美鑫则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著名胸心外科医生,曾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

就在他出生前几年,作为舶来品的“医院管理”刚刚登陆中国。

医院管理这门学科的确切起点一直迷雾重重,全球公认的最早标志出现在1918年,当时美国外科协会受管理学家泰勒(Taylor)的“科学管理”思想影响,史无前例地拓荒开展医院标准化运动。17年后,即1935年,麦克依陈出版《医院的组织和管理》,医院管理学体系由此萌芽。同年,美国医学会首次面向在职医院管理者开办讲习会,并在大学开设医院管理学专业教程,拉启全球医院管理教育的序幕。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医院,面对初登中国的欧美医院管理思想多为效仿,几无创新。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的医院转而采用苏联医院管理模式。这个时期也被很多史学家称作中国医院管理的“早期雏形”阶段,以模仿为主,没有完整的理论指导,更未形成自己的医院管理系统。很多人认为,向谁学并不重要,关键是保证医院遵循医疗规律向患者提供高效的医疗服务,这才是医院管理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