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要的时候不给吗 王全安:"知道一辈子都要拍电影的时候就不那么着急了"

王全安算是中国导演中一个不好归类的存在。他自己创作剧本,自己执导,早期强调个性化的自我表达方式,日后又异常重视纪录片式的语言模式,他愿意使用小故事但也乐于寻求与大时代的对接。

本刊记者/万佳欢

“《团圆》有人看吗?”

9月25日上午九点半,北京管庄一家影院的售票员对大厅里几个观众喊了一嗓子,无人应答。

没有观众,意味着《团圆》的零星放映又少了一常

中秋前后,导演王全安三年前的旧片《团圆》终于走进了商业院线。人们对这部沪语文艺片的票房情况早有保守预期,但它的境遇比想象中更为尴尬:9月25日这一天,全北京只有4家影院上映该片,其中3家都只在早间放映一场。

“制片方碰到了一些问题,原来说的排片跟现在不一样。”王全安扯开嘴角笑了笑。他否认上映《团圆》的初衷是为了赶上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内地名额,此前《团圆》已正式报名,奥斯卡要求报名影片必须在一个特定时限内曾经公映。“我没有参与发行。对我来讲,把它拍完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团圆》的艺术品质早在三年前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肯定。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主办方坚持将这部影片选为开幕影片,更破例让它同时参与主竞赛单元并授予银熊奖,不仅因为其中台海分离的历史背景对于柏林这座城市有特殊意义,也因为它“能把第60届柏林电影节带入一个正确的氛围”。获奖后,王全安迅速投入了《白鹿原》的拍摄和审查中,而制片方的内部的一些矛盾让《团圆》的国内外发行完全搁置下来。

王全安强调这部成本仅为一千万的轻负担文艺片并不以商业票房为最终目的,“好在《团圆》对时令性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现在我回头去看,仍然觉得挺踏实的。”他慢条斯理,语气轻松。在此次排片问题之前,他去年才遭遇过《白鹿原》大段删减的尴尬。

不过王全安并不喜欢对媒体消极抱怨。在采访中,他总提起影片、创作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个人表达和环境之间(的抗争)永远都是痛苦的,导演永远是一份困难、抗争的工作。”

好在王全安是一个耐得住性子的人。他毕业后,头十年在闷着头做编剧,后十年开始拍片,产量也不算太高。他把自己的很多创作和经历视作为远路旅行“储存粮草”,连《团圆》也是为之后的大投资商业片做的一次“功课”。

“实验”

国民党老兵董万华从台湾回上海探亲,想把他1949年失散的妻子邵玉华带回台湾,可妻子早就嫁了人、生了子。妻子跟台湾丈夫挤在狭窄里弄的屋子里,商量走后如何给大陆丈夫经济补偿,而屋子小得错不开身,大陆丈夫就坐在一旁,情状尴尬。

2009年,坐在电视机前的王全安偶然看到这个纪录片片段,当即被打动了。“怎么补偿?即便拼命量化补偿也是徒劳,”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要弥补的不仅是一段婚姻,更是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民族分裂和创伤。”

王全安萌生了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的想法,立即开始着手做案头研究。他不喜欢直接使用纪录片里的二手材料,于是找来很多老兵和书面资料,亲自考证历史背景。“如果自己经受了这些,会是什么感受?”他问自己。

他先后从美国和台湾找来会讲上海话的演员卢燕和有眷村背景的凌峰出演,剧组也迅速建立。可一直到临近开拍,另一个重要角色、平日老实被动的大陆丈夫一角还根本没开始选。

工作人员急了,王全安回答:“这是世界上最好决定的演员,就是一辈子都不成功的那种。你们去给我找这样一个来。”对方十分惊讶,找来很多上影老演员的资料,王全安从里面选中了演员徐才根,因为徐“就是印象里的‘匪兵甲’”。

王全安喜欢找跟角色的气质吻合的演员,为此甚至可以用非职业演员。早在拍第二部影片《惊蛰》时,他就开始做实验,训练并使用大量基层演员和非职业演员。在他2006年的影片《图雅的婚事》里,他看到制片人在内蒙采风时于路边拍摄的一张照片,竟然看中了照片里无意拍到的男人,让他出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团圆》里,王全安继续“实验”他对演员的掌控能力。徐才根进组后,他做了很多工作让他保持有点卑微、有点诚惶诚恐的小角色状态:现场不给他放椅子,也不许派车接送。在一场大陆丈夫突然中风的戏里,他分段拆解徐才根的一大段台词,让他带着不同的感觉表演,足足分了三个层次、拍了三段——最后,徐才根凭借此角色获得了第28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一场三个主人公对饮、唱歌的饭局戏里,他让他们都喝了点酒,并专门对饰演妻子、82岁高龄的卢燕说:这场戏您好好回忆一下,力争回到18岁。三个演员演出时果然都飚上了,这个十几分钟的精彩段落竟然一条通过。

除了演员表演,王全安同时在《团圆》里尝试了其他一些东西:他试着把《团圆》的大部分故事放在一次次饭局里展开,尝试让剧本更加话剧化;他还想让电影更贴近上海的质感,除了全部使用沪语对白,更想探索一种从内容里派生出来的东方式镜头语言:观众几乎感觉不到强烈的切换,可镜头一直在不易察觉地流动,就像在打太极。

2010年,《团圆》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结束后举行媒体招待会,2000多名记者到场,招待会超时了60多分钟。很多人赞赏片中人物命运的呈现,也有的外国记者不理解剧中南方中国人的迂回表达,“台湾丈夫和妻子第一次向大陆丈夫摊牌时,为什么后者会那么平静地同意?”

王全安说,“大陆丈夫表面同意,但又让他们去跟孩子说一声。中国人最重视家庭,他这么一答,其实麻烦大了。他不但不是弱,而是更智慧、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