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支前的父亲苏振华 苏支前父亲苏振华 父亲苏振华的三次婚姻
1959年国庆节晚上,我们到天安门观看烟火。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当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时,毛主席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父亲苏振华一生总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一帆风顺。
父亲参加革命前家境贫寒,靠给地主做长工为生。我奶奶便将收养的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给父亲当媳妇。后来,娇妹子生下大哥后不幸难产身亡。
我的母亲孟玮是父亲的第二任夫人,和父亲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她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材生,1937年,17岁的她和其他爱国热血青年一样,追求进步,为了抗日,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1938年下半年,父亲在抗大一大队任大队长,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组织学员学习。
母亲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活泼好动,在众多抗大女学员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是个地道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而母亲是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
刚开始,母亲没有完全接受,但周围同志的积极撮合,加上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她渐渐服从了组织安排,接受了父亲,最终他们结婚了。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父母亲相互支撑,性格的摩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生活。
194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两年后,母亲怀上了我。怀孕时正是部队在战略撤退,在行军过程中,母亲早产了。母亲营养不足,没奶水,使得我营养不良,刚生下时据说只有老鼠那么大,快一岁时,连脑袋都直不起来,周围许多同志都认为活不了。
当时有人看我母亲抱着个“死孩子”,行军又辛苦,曾劝爸爸妈妈把我扔掉。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放弃我,用小米糊糊一口一口喂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1949年,全国解放了。父亲任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我们全家都到了贵州,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也把大哥从湖南老家接来上学,开始过起相对安定的生活。
母亲在战斗中头部曾受过伤,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胜。过上稳定生活后,父母间的性格差异开始显现,他们争吵逐渐增多。刚解放的贵阳市百废待兴,繁重的工作使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不免对父亲产生意见,认为对她感情疏远了。另一方面,要强的母亲觉得自己生孩子多,耽误了工作,埋怨父亲使她进步慢了。
1954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1957年后,母亲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时,我们共有7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父亲为了家庭和谐和子女的幸福,总是处处忍让,更加细微地呵护她。母亲在商业部计划处上班,单位在城西,而家在城东的礼士胡同,为了母亲安全,父亲就让司机到单位接她。
母亲不愿搞特殊,每每总是拒绝,倔犟地自己乘电车回家。为此,父亲常常抱着刚三岁的小弟弟,让四岁和五岁的弟妹拉着他的衣角,而我和大弟跟在身后,全家一起到车站接她,尽力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倔犟的母亲不以为动。1957年,母亲说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于是她提出要离婚,很快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并离家出走,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爸爸为了孩子,也考虑到社会影响,一直把妈妈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
我那时已经十三岁,问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给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欢,就坚决不穿。一个道理,我和你爸爸是组织包办的婚姻,我不喜欢的人,和不来!”对他们的关系,许多老首长、老阿姨非常关心,不少人常来做工作,希望他们和好。1958年,父亲最终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离婚后,母亲一直独居。组织多方了解,她并没有找到所谓男友。我们推测,所谓找到男友只是借口而已,父亲和我们只能常常在生活上给她一些关怀,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主动让我们看望她,给她应有的家庭温暖。
母亲离开后,父亲带着7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1959年国庆节晚上,全家人到天安门看烟火。我和大弟弟走在父亲身边,父亲怀抱着四弟,手牵着妹妹,另外两个弟弟拉着他的衣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毛主席考虑一下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1959年秋天,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了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介绍父亲和陆阿姨见面。陆阿姨当时只有25岁,她性格坚强,要求进步,是文工团里的优秀舞蹈演员。她对父亲有所了解,也有过接触,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于是,对组织的安排她表示服从,他们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往来接触。
然而,父亲和陆阿姨的婚姻受到多方的争议和阻力。首先,父亲47岁,陆阿姨25岁。陆阿姨的哥哥、妹妹对这桩亲事都持反对态度,不希望阿姨为一个有七个孩子的老男人牺牲自己的青春。社会上和军内的非议更多:说父亲喜新厌旧,说陆阿姨贪图权势和财产……
我们子女的反对态度就更明显了。我想,母亲虽与父亲离婚,但她健在,我无法接受一个新人到我家来;而且,她那么年轻漂亮,我不能忍受外界的指指点点。从此,只要见到她到我家,我就会站在楼梯口,不让她上楼。无礼举动的我,常常被父亲的孙秘书拉走,并苦口婆心地劝我要理解和爱护父亲。
1960年初春,父亲和陆阿姨的真爱结了果。那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同志为父亲和陆阿姨主持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婚礼上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变成了无奈。父亲和陆阿姨回到北京家里,迎接他们的是我们子女冷漠和鄙视的眼神。当秘书把装喜糖的盒子给我时,我生气地大叫道:“我才不吃你们的臭糖!”说着使劲把糖盒摔到地下,糖也撒落了一地。
弟弟妹妹还恶作剧:把一幅俄罗斯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挂在家里,画面是一个年老的俄罗斯伯爵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的婚礼,妹妹故意让父亲发表观感。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气得把妹妹拉走,大声责问:“你这是干什么?你爸爸没有责任!”
面对这难堪的局面,父亲和陆阿姨从没有指责和抱怨过我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时用他们的爱和家庭责任感融化着我们。
1960年前后,全国人民生活都很困难。我家虽是高干家庭,但那个时期,也过着清苦的日子。当时每月配给两斤大米,只给工作繁重的父亲,孩子们和大院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叶。每次吃饭时,父亲都把小小的一碗米饭,喂给只有几岁的小弟弟。家里孩子多,没有布料,弟弟们的床单,都是陆阿姨用一块块碎布拼接缝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