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冯契的哲学创作是古今中西的统一
冯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直接受教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名师。与这三位老师的哲学创作主要在1949年之前不同,冯契的哲学创作主要在1949年以后。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但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哲学创作都有着共同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背景,因而真正能够产生历史影响力的哲学创作应该是古与今、中与西的统一。
他的两大类成果,即以《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论著和以两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从哲学创作而言,古与今、中与西的统一,就是要在以往的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冯契指出,所谓能入,即对各派哲学,“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所谓能出,即不能“以为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中国哲学史从孔子、老子到毛泽东,有那么多的天才,创造了那么多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后人还能有什么创造呢?” 因此,“学哲学就要能入而又能出。
大哲学家都是第一流的天才,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入’难,‘能出’更难。
为要能出,就需要加以分析批判,多做些中西古今的比较。立足点高,眼界开阔,才能做到善出。能入而又善出,哲学史研究便有助于哲学问题的探索,以至于达到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借鉴哲学史来进行哲学创作的较高境界”。
就出入中西而言,冯契的特色是以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为核心,由此来比较中西哲学发展史。他的三大册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著作,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中国哲学史作一鸟瞰,看中国传统哲学有哪些特点”。当然,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主要是与西方哲学比较而言的。
对此,冯契专门讨论了如何“运用科学的比较法”来进行中西哲学比较,认为其中包含着“类比”和“对比”两个环节。如果说,系统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是“接着讲”,那么,与西方哲学作比较则是“比着讲”,而这两者都是为了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如此的出入中西哲学,在冯契的“智慧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冯契说:“我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概括,以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这是“智慧说”的基本问题框架。
这里的“哲学史研究”包括了“接着讲”和“比着讲”:这前“三个问题,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问题”;不能说中国人不关心前两个问题。
而就欧洲近代哲学来说,也不是只热衷于讨论前两个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后两个问题,但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其发端是先秦的名实之辩和天人之辩,而“‘天人’、‘名实’之辩贯串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所以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可见,“接着讲”与“比着讲”相结合地出入中西哲学,为“智慧说”奠定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哲学史基础,提供了走向世界哲学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