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丰立祥与耿彦波 大同书记丰立祥落马 市民:让耿彦波回来
五年内,城市规划建设面积翻了两倍。前市长耿彦波计划投入500亿资金,无处不在的工地证明了这一点,仅2010年,用于新城建设和古城修复的资金,就超过了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两倍。
耿彦波调任后,这一切似乎都戛然而止,不少工程进度缓慢或停止。
—最后一面还未合龙的西城墙,直至2014年11月,依然没有完成合龙。“原来说年底必须合龙,我看很悬了。”焦日明的公司承包了四面城墙上的灯光照明工程,这是老城内最重要的文化景观。如今,三面城墙上的工程都已完工,但西城墙却在耿彦波离开后放缓建设速度,乃至停滞了。
他和李如东一样,最后一次的政府付款停留在耿彦波调离之前。
—城墙内,已经拆掉的民居和尚未拆掉的民居交错分布。60岁的居民张淑英说,她家所在的片区在2012年就被划定为拆迁范围。“耿彦波市长调离大同,拆迁的事情就再也没被提起过。”焦日明说,在老城内,一栋本来被划上大大“拆”字的商贸城,因为拆迁停止,竟然重新开张了。
—原本计划环绕城墙的护城河,现在只有东城墙下的护城河有水。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直就只有这一面城墙下的护城河完工注水。
—御东新区的东方名城小区,当地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是耿彦波开发新城后竣工的第一个房地产小区,当时购房者甚多。但一路之隔的另一个小区,数年后开盘已无人问津。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入夜之后,东方名城小区的稠密灯火与另一边小区的漆黑一片,形成鲜明对比。
—御东新区的“四大建筑”:体育场、歌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按规划应于2013年8月竣工,但至今这四大建筑依然只有一个空壳。
“它们的建设完工现在没有时间表。”2014年11月12日,大同市规划局副局长刘明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政府拿不出钱”
仿佛一夜之间,这个疯狂生长的城市慢下来了。
“政府拿不出钱了。”焦日明说,随着耿彦波的调任,甚嚣尘上的,则是传闻多年的市政建设让大同市背负了过百亿债务。
与政府的债务危机同时爆发的,则是民间的资金链断裂。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早在2011年,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积872.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8倍,但当年其商品房销售面积仅为90.2万平方米。
赵兴明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大同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就在2014年6月,他承建项目的开发商,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老总,也就是赵兴明的甲方,跑路了。
“他跑了是因为贷了银行钱还不了。小额贷款公司,还有私人的款,都还不了。资不抵债。”逃跑三个月后,老总被从海南抓回大同。
新市长上任之后,曾召集大同市三百多个施工队开了一次见面会,亦是安抚会。焦日明参加了,在会上,新市长精确到了数字,“耿市长一年城建花100个亿,我们第一年花101个亿,比耿市长还多。”但之后的一年,焦日明依然没拿到钱。
“还是政府的资金链出了问题。”安大钧曾任大同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退休后是大同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会的会长,他说自己是前市长耿彦波的积极支持者。
先前,耿彦波通过经营土地,用土地出让金来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共筹集超过200亿元。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对土地出让的管理愈发严格,而房地产业的不景气也直接打击了土地出让市场。
同样改变了的还有政治大气候。原先,对于御东新区的发展,制定的计划是通过市委市政府以及各部门的搬迁来带动人气。但如今,国家对机关单位楼堂馆所使用面积的严格规定,使这一计划不得不暂时停止。
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就这样陷入尴尬之中。同样无以自处的,则是被激发起来的大同人的期望,这其中既包含着实际的考量,也有着一种对家乡朴素的骄傲感。
卢廷高就是这样,他的老宅2012年底被划进拆迁范围,这意味着,可以摆脱不断漏水、没有供暖的老屋,可以不用再忍受煤炉子烧火的烟熏火燎,但随着耿彦波的离开,这个希望成了泡影。
“大同的发展烂尾了。”卢廷高痛惜地说。
“如果耿市长不走就没这些事了。”这是李如东的想象。
卢廷高则远为热烈,“耿市长是大同的灵魂,他一走,魂都没了。”
官方的安抚与民间的忧虑
2013年春节刚过,新上任的大同市长李俊明公开做出“五个凡是”的承诺,第一条就是“凡是已经开工的政府工程,要全力保障,加快推进,不允许出现半拉子工程”。
做出这一承诺的背景,是大同市居民连续五天的上街请愿,请求山西省委将耿彦波留在大同。这半是出于热爱,半是出于忧虑,“耿市长走了,剩下的工程怎么办?”
安抚与忧虑,官民间逻辑的差异,造成的张力贯穿了此后的始终。
“这对这一届领导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安大钧说。
2013年11月底,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卢廷高突然接到“耿粉”电话:政府用建筑垃圾将修好的护城河填了。
“我一听,立刻就骑着电动车过去了。”到了后,卢廷高看见反对填埋的横幅已经挂了起来,“耿粉”赵云孝正在阻止他人移动横幅。
“真是失望,不仅不接着干,还要填埋。”卢廷高觉得自己得管,他在横幅前演讲了三天,模仿耿彦波讲话。
这一次冲突以政府的退让结束。随后,市园林局召开了听证会,保证清理建筑垃圾。
在安大钧看来,其实政府也有苦衷。活水流不到护城河,现在仅有的东城墙下的护城河里,灌的其实是自来水,常换常新的话,不得不考虑成本。
李如东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力不从心。2014年初和9月份,他接到了两次政府让承包商报账的通知,他将整理的账目报给政府,等待又等待,托人去问,得到的答复是,需要解决的不止他一个,“还在排队”。
这一年零九个月中,同样改变了的,还有政府的工作方式。先前,耿彦波以雷厉风行著称,同时以现场办公成为“耿粉”的偶像,民间流传着他如何一个电话就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以及不惜动手殴击工作懈怠者的故事。
而新的市领导则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焦日明记得,新市长虽然说了“五个凡是”,但也说了,今后不能像以前那样了,都要依法合规。
“耿彦波的工作方式是非常规的,现在的工作方式则是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方式。”安大钧说,后者更符合程序和法律。这倒是和许多人的观感一致,“感觉像是回到了耿市长来大同之前”。
但要想改弦易辙,则费力不讨好。新一届的市领导履职之后,大力推行“清洁工程”,旨在改善城市周边卫生环境,就遭到了“耿粉”们的嘲笑,“就好像脸都没洗干净,硬要化妆”。
在安大钧看来,这也代表着,新一届的大同市领导其实别无选择,必须完成耿彦波留下的浩大工程,“大同如果想转型,从煤炭城市转为文化旅游城市,就必须这么发展”。
“方向是 不会变的”
一座崭新的文化旅游城市,对于以老年人为主的“耿粉”,尤其有吸引力。
每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大同古城的中心位置,四牌楼下的街边,“耿粉”聚了过来,有的是专门来,有的是顺道回家。他们最爱说的,是耿彦波和大同。
说话的人中,有国营工厂的退休工人,退休教师,也有郊区的农民。
年轻时,卢廷高是大同机车厂的普通工人。那时大同是中国的煤都,煤产量可以占到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十,这让大同坐稳了山西第二大城市的位子。由于是重化工业城市,人们说,除了不造飞机,大同什么都造。
那是一个个人和城市都意气风发的时候,而转折也一起到来。1990年代末,大同的煤炭产量已现颓势,随后则一发不可收拾,这直接导致了大同的衰落。
如今,这些知天命或耳顺之年的老人,经历了大同从辉煌到衰落的全过程,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这个城市的命运,都已紧密纠缠在一起,因而也更加珍视耿彦波带来的变化。
这也是他和其他“耿粉”,为何希望耿彦波能回来,继续未竟的事业。
但他们其实也清楚,“耿市长是不大可能回来了。”
一个没有耿彦波的大同,应该怎么发展?
卢廷高只好自我宽慰,“让省里再派一个比耿市长更能干的。”
安大钧的主意,同样是求助省委省政府,“原来大同的煤炭为全国做出了那么大贡献,但对大同的转型,省里的支持是很少的”。
“资源型城市必须转型,这个大方向是绝对不能变的,谁都应该坚持。要退回去,大同将会是一盘死棋。”安大钧说,新履职的市领导也逐步认识到了这点。
“方向是不会变的。”大同市规划局副局长刘明君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资金存在困难的情况下,现在在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发展的规划。
至于没有资金怎么办,“我觉得顺其自然吧。”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