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朱天文 朱天文和侯孝贤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谈电影

侯孝贤的最新电影《刺客聂隐娘》已定于8月27日在全国上映。在之前的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他因此片斩获最佳导演奖。

本文由2015年5月28日朱天文在La FEMIS(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讲座整理所得,她在讲座里谈到侯孝贤电影创作的大量细节,讲座以问答讨论形式进行。

“侯孝贤非常亲近文字”

问:能谈一谈您是如何与侯孝贤导演相识,并开始合作的吗?

答:要讲起来的话,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应该是1982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了短篇小说《小毕的故事》,在台湾的《联合报》上发表。当时,我们那一代是不看台湾自己制作的电影,我们从小看得最多的是好莱坞电影。到了读高中、大学时,都看欧洲电影。

那个时候正好是香港电影掀起新浪潮,像徐克、许鞍华啦,我们看他们的电影。我这么一个短短的故事在《联合报》上登出来后,侯孝贤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他的摄影师陈坤厚,说要来买《小毕的故事》,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既然他们要买这个版权,我就答应了。我在明星咖啡屋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还有一个就是陈坤厚,其实就是两个小鬼,非常年轻,不是我们印象里电影圈的人。所以,一谈下来就觉得有些一见如故。当时版权价钱谈的是1万元台币,当时侯孝贤还说1万元台币太少了,要不要给我2万元台币,可是后来还是1万元台币卖了这个5000字的短篇故事。

那时真是年轻呀,候导说那你就回去写剧本吧。在写剧本之前,他给了我两张电影票,是当时正在上映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我和另一个编剧、我的少年朋友丁亚明,我们一起到戏院看了当时所有金马奖入围作品的展映。一看,才发现原来他拍的东西是这样的,我们也非常惊讶。

问:侯孝贤在见您的时候紧张吗?因为您的父母也是知名作家。

答:我不知道他那时候紧不紧张,可是我觉得侯导有个本事。我们中国人可以素面相见,就是直面相见,不管你是总统还是知识分子,可以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直面相见,我觉得那是他很大的特点。

问:侯孝贤平时都看什么书?

答:他从小就什么书都看。他其实非常亲近文字,他是我认识的导演中少数书看得非常快的。

电影的三次复活

问:侯孝贤的电影和剧本是什么关系?

答: 其实一开始只是个大概的剧本,到了现场之后,会有几次大的修改。一次是纸上作业,一次是现场拍摄,还有非常重要的最后剪接,所以会有3次大的转变。已经去世的法国导演布列松曾经讲过自己的经验:电影在脑中想时是活的,死于剧本的创作;在拍摄时复活,又死于底片;在剪接时又复活了。

布列松所谓的“在脑中想时是活的”,其实就是我和侯导对剧本的讨论过程,因为讨论就像是牛在耕田。在讨论过程中,导演要的那些东西已经在他的心里和脑子里了。我们怎么去想象,去和有趣的东西结合,这个时候是活的。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个阶段就是布列松说的“死于剧本”。

这时候,导演就是看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场景。所以,在剧本发展的时候,导演就自己去开展工作了。

“死于剧本的创作”,这句话不是假的。我常常说我是在做秘书,就把讨论过程写成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的文字。侯导用他女儿在读小学时的作业本写来写去,这个本子没有人看得懂,可是我们在一起讨论,所以我肯定看得懂。他就把这个本子上的草稿也好,所有你想的轨迹也好,都扔给我,我根据它整理出来,写成文字而已。

不知道最后底片拍出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死于底片”。我们到剪接机上开始看这些底片,剪辑片子,会发现很多摄影机捕捉的好东西,可能在拍摄现场都不知道,侯导就把觉得好的东西都挑出来重新组合。所以说它们“在剪接时再次复活。”

侯导拍电影时哼的歌最适合做配乐

问:在与侯导的合作中,您只是进行剧本创作,还是也参与了电影的剪辑等工作?

答:早年也是会去剪辑室的。我当时其实是一个不了解电影的人,从头到尾参与了大概3部电影的拍摄工作:从写剧本,到电影拍摄,再到剪辑,最后到放映。亲自参与电影拍摄的整个过程,对于我来说算是启蒙教育吧。我十分震撼地发现,剧本和写作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关于这个过程,我写过一本书叫《恋恋风尘——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我的另一个工作是推荐书给侯孝贤导演,我会把我觉得好的书推荐给他。

问:您是写小说出身的,跟侯导合作写剧本后,写作风格有没有什么改变?

答:我想,即使有改变,应该也是一种我不知道的改变吧。起码遇到的人不同吧。比如他的整个工作团队,工作范围不一样,这些是比较明显的改变。至于在写作方面,即使有,可能也是我自己没有感觉的。

问:当你们在创作一个人物的时候,他如何跟您沟通他想要的人物?比如在电影《南国再见,南国》里……

答: 拍这部片子的前一年,侯导携《好男好女》参加戛纳电影节。当时几个主要演员,比如林强、高捷和伊能静,都住在同一间公寓里。有一天,他们每人买了副绿色的眼镜, 侯导看到他们戴着眼镜进进出出,就有了灵感。林强的头很扁,像得了小脑症,再加上一个高个子、一个女孩子,这样的组合看起来就很有故事。

就像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小的时候,每个周四总会在窗前看到一个全身穿黑衣服的妈妈带着小孩走过他家门前的大路。就是凭着这个印象,他后来创作了一篇小说叫《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问:在一次访谈中,您提到您和侯导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谈论将要拍摄的电影,而且你总是因为一些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而对上映的电影感到失望。

答: 在剧本讨论时,那种很充沛的东西就好像100%的果汁。然后,接下来所有的拍摄过程,在我看来其实是打折再打折。往往从编剧的立场来看,拍出来的片子,都是稀释到1%的加味水。这是我非常个人的想法,而且是从编剧的立场来看的,所以我每次都会失望。不过,从剧本创作到电影完成,这是另外一个东西,你必须接受它。影像的东西,跟文字的思考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